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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懷堯：你在澳洲修過哲學博士，怎麼看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區別？

朱大可：有相似之處，也很大的差別，而差別是被蓄意誇大的。簡單地說吧，西方古典哲學以康德為代表，強調理性的價值，而中國哲學卻是主張感性的，老莊都特別感性，孔子也是這樣，這是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本質區別。但是西哲後來在尼采那裡發生了鉅變，突然折回到了感性，用隱喻表達思想，包括以後的現象學。這是哲學內部的革命。但感性應當被限定在文化的範疇。亞里士多德開始的理性傳統，是建構合乎人性的社會制度的支柱。

吳懷堯：于丹等人透過電視媒體走紅的同時，也將大眾的視線重新帶到了傳統文化，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這是否意味著國學的復興？

朱大可：我看這不過是一種有限的文化復甦，還遠遠談文藝復興。前兩年，新儒學曾經喧囂一時，他們把孔子和儒家文化作為唯一的核心價值，排斥其他一切學派，這其實就是文化專制主義的立場，跟文藝復興倡導的人性解放，相距十萬八千里。國學熱還好點，它至少還承認有道家、墨家和佛教等多種文化形態的存在。對待孔子，應當以平常心來解讀，把他當作一位有趣的老師和朋友，而不要像儒學家那樣，把他捧到至聖的地位。那很危險，只會製造新的出壓迫我們的思想*者。

吳懷堯：中國作家有很濃的諾貝爾情結。你覺得諾獎是世界文學最高的榮譽和價值標準嗎？中國作家離這個標準還有多遠？高行健能代表漢語寫作的真實水平？

朱大可：邊緣國家都有強烈的諾貝爾情結，渴望被主流國家所認可。相對而言，所有獎項都有自己的缺陷，但諾獎還算是一個世界公認的重要獎項。當然它本身也在二流化，這是我的一個基本評估。大師們正在離去，世界文壇已經變得空空蕩蕩。全球文學都面臨萎縮的危機，這是因為新的媒體、新的娛樂和閱讀方式，已經取代了文學。

高行健是個不錯的作家，但他不能代表漢語寫作的最高水平，這是一個文化隔膜造成的誤解。中國大陸作家裡，比他寫得好的，起碼有20個人。

吳懷堯：外國文學的翻譯對當代文學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你認為現代漢語的成就和成熟與翻譯家的翻譯有沒有關係？

朱大可：當然關係很大。漢語的現代化依賴的不是作家，恰恰是那些出色的翻譯家，他們的貢獻遠遠超出作家本身，中國作家的作品，只是他們的複製摹本，比如馬爾克斯的漢譯本，就是一個被無限模仿的範例。翻譯家為80年代中國文學的轉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翻譯家的成就，超過了作家本身。這些年出版了一千多種文學史，卻沒有一本提到這點，這要麼是文學史編撰者的無知，要麼就是他們害怕說出真相。我要再一次強調，如果沒有這些優秀的翻譯文字，中國文學的進化是無法想象的。

吳懷堯：冒昧問一個私密的問題：你炒股嗎？你怎麼看待“全民炒股”的現象？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股市像賭博，你怎麼認為？

朱大可：我從不炒股。但這個問題倒是可以談一談。在中國這個特定的語境裡，炒股基本上就是一種賭博行為。由於沒有建立可靠的宗教信仰體系，東亞居民成為全世界最好賭的群體，它不僅包括中國人，也包括韓國人、日本人和越南人等等。賭博的原理就是跟上帝、神和自己的命運博弈。沒有信仰的人往往會更熱衷於賭博。現在的這種股票投機的方式，很能迎合國民的賭博渴望。當然，賭博文化有著上萬年曆史，早就被基因化，成了一種“基因性行為”，長達半個世紀的無神論教育，強化了這種國民心理結構。跟那些炒股的朋友們相比，我不是賭徒。我在自己的信念裡生活。我很早就洞察了我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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