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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這麼慢?到了酒店前廳,我衝向電話機。
響了第二聲,他接聽了。
“你在哪?”我有點氣喘。
“1612。”
上到16樓費了好長的時間!我終於跨出了電梯!
走廊盡頭的一扇門開啟了,大衛站在門口;室內的燈光從他身後溢位,構成了一幅畫的邊框。
我跑起來。
離他一步之遙時,我站定,攤開雙手。“為什麼這樣做?”
“為了感謝你。”
“謝我?我才應該謝你。你救了我的命。”
他聳聳肩。“那我們扯平了。我找了一輩子的東西,你幫我找到了。”
我的手垂下來。“意思是你接受了?保羅·艾弗森的事?”
“保羅·艾弗森為人正派、品行端正,竭力堅持正義。”他笑了。“庫爾特·魏斯也一樣,他們都是我的父親。”他拉起我的手,看到上面的疤痕,皺起了眉。“他們所愛的那個女人,我的母親,和他們一樣堅持自己的原則。他們三個都堅信某種超越自身的東西,並且付諸行動。”他撫摸著我手背上的細痕。“能繼承這樣的遺產,我無比榮幸,又深感卑微。”
他的臉靠近來,我禁不住眨著眼睛。
他抬起我的下巴。“你將我的過去給了我,艾利;現在,如果你願意,我想給你我的未來。”
他拉我進去,關上了門。
尾聲
黑海港口敖德薩1。
從波將金號2梯道下來,走出兩三個街區便到了鬧市區那個咖啡館。這兒也像黑海其他的港口一樣,處處是瓷磚地板和粉刷的灰泥牆壁,給人以地中海沿岸的感覺。
一張桌子上,兩個男子下著象棋;杯子裡,濃濃的黑咖啡還剩下一半。
另一張桌旁,一位衣著得體的女士穿著定製的藍色西裝,一頭短髮夾雜著灰色的斑點,但那雙藍色的眼睛顧盼生輝,暗示著她年輕時風韻非凡。
我們的翻譯向她走近;翻譯是一位年輕的金髮女郎,問過我們好幾次是否可以寄給她一些美國的CD。那位女士面帶微笑,猶豫不決地伸著脖子向我們張望。
我伸出手去,大衛也伸出手。翻譯開始工作。
“我叫卡西婭·沃基尼諾娃。我一直很想見到你們。”
“我們也是,”大衛說。
我們坐下來,點了一些飲料。飲料送到桌上,卡西婭就開始講她的經歷。她終生都住在烏克蘭,成為祖母以後搬到了敖德薩。她把那瓶淡黃色的汽水移到一邊,伸手在一個草編袋裡翻找,取出幾張照片,照片上是三個健康活潑的孩子,兩女一男。
“你呢?”她向我們攤開手掌。
我取出蕾切爾的照片遞過去。她指著蕾切爾的眼睛,然後指著我的眼睛。
我們都笑了。
“家人至關重要。”她雙眉之間那些垂直的皺紋加深了。“我從不知道父母的情況。他們二戰時就亡故了。”
“你母親名叫瑪格達·潘查克?”我問道。
她點點頭。
大衛拿出那張砸腦袋與女人和嬰兒的合影。“這是你母親嗎?”
她仔細檢視著照片;抬起頭來時,眼眶已經溼潤。
“照片裡這個男子是你的父親,他叫本·辛克萊,是一位英雄,反法西斯戰士。”我說道。
她兩眼放光,頗為自豪。
“你母親是怎麼亡故的?”
卡西婭挺直了腰桿。
“她參加了抵抗組織,在敵後戰鬥;有一次,她給盟軍傳遞情報時被俘,然後被殺害。當時我還是嬰兒。姨媽帶著我,在基輔3。”
“卡西婭,”大衛說,“咱們每人來一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