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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的苦難及自由 300 bc‐1948（4）
從16世紀開始，傳統的憎恨猶太人的思想與商業競爭結合了起來。在歐洲的許多國家，貴族間有明顯的利益衝突。這些貴族越來越發現他們可以利用猶太人的專長來處理錯綜複雜的國際財政與經濟政策問題，對於這個新誕生的中產階級來說，他們僅僅是商業競爭對手。1670年，一群從維也納被驅逐出來的富有的猶太家庭有選擇地被普魯士的選帝侯邀請到了德國，但他們的到來激起了基督教商人的怒火，招致了對猶太教堂的攻擊。
雖然大多歐洲國家認為猶太人會對虔誠的基督教道德系統產生深刻的消極影響，但還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這時，猶太人中處於領導地位的有識之士已經感覺到在歐洲將會有大量的經濟收益，基於這種考慮，猶太人又再次回到歐洲各國的首都。
這時的法國和英國都已經廢除了在中世紀頒布的反對猶太人法令。法國是在17世紀初，路易十三（1601‐1643）統治時期實施撤銷的，但在那之後，又有人對新實行的縮減方案提出了異議。到了17世紀中期，克倫威爾（1599‐1658）統治下的英國頂住了人民大眾普遍的反對情緒，允許一批馬拉諾（指中世紀時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境內被迫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來宗教的猶太人或摩爾人）在倫敦以非法定的身份定居，但是反對情緒最終在一個世紀之後佔了上風，並促成新猶太移民法的倉促廢止。也是在17世紀中期，宗教裁判所的勢力範圍已經遠及巴西，而被無情追捕的猶太人在逃亡中，發現紐約歡迎他們。這可能是由於當時的美國清教徒急於想使這些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皈依基督，所以與歐洲相比，美國顯示了一種出於同情心的容忍，而且這也使新生的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猶太人的最佳避難地。
如果說啟蒙運動給予了在歐洲的猶太人一個做民主夢的機會，但這場運動的結果卻是砰然一聲斷絕了他們的任何非分之想。在19世紀，對這種自由化的大眾民主最大的諷刺是，它助長了反猶太主義的復甦。但是這次它表現為一種新的形式。1807年，拿破崙召集猶太最高評議會，這加劇了猶太人想奪取世界霸權的謠言的流傳。
在俄國，很多教士宣告，這次集會對拿破崙來說，是一個表現他救世主野心的訊號。歐洲人所擔心的猶太人密謀奪取世界統治權的種種徵兆在19世紀頻頻浮現出來，且在接近100年後因一篇由沙俄警察鼓動而寫成的卑劣偽造文章《錫安山長者草案》的發表而達到高潮。這篇贗作在歐洲範圍內廣泛傳閱，文中聲稱猶太人正秘密地控制著歐洲國家政策，而且想把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建立在非猶太人奴隸制上。
在19世紀初期，4/5在歐洲的猶太人定居在俄國西部。沙皇政府已經注意到他們人口的快速增長，並認為這對於斯拉夫農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因此沙俄政府採取了表面上與歐洲同化政策相一致的措施：對50，000個12歲及以上的猶太兒童採取非宗教教育，學習歐洲語言，進入大學學習，直至在俄國軍隊服完25年義務兵役。雖然沙俄政府捨棄傳統的猶太地方政府，但是仍然要求猶太人替沙皇政府徵稅，猶太式的服裝和髮型遭到了禁止。持續的流放政策使猶太人相信政府的真正意圖是要他們徹底滅絕。迫於壓力，俄國不再閉關鎖國，革命思想趁機有了立足之地。1881年，因為猶太人被指控參與亞歷山大二世的謀殺，第一波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開始了。緊接著又發生二次大屠殺，這兩次中的後一次發生在蘇聯時期。
1819年，在這個後拿破崙時代，在歐洲‐‐德國、法國、荷蘭和丹麥，人們對猶太人的妄想狂性的歧視導致了大規模的暴亂，成群的暴徒鞭打猶太群眾，並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