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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造反的成本如此之低‐‐苟且偷生不過累死於溝壑，起來造反也只是掉腦袋而已，加上和他們同樣情況的人又是如此之多，只要有人振臂一呼，當然群起一搏，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馬爾薩斯的理論指出，要解決人口膨脹問題，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瘟疫，一個是戰爭。當然，倘若不想這樣解決問題，辦法還有兩條，一是將多餘人口移民海外，所謂殖民主義的方法；二是開發新興產業，用如開礦辦廠等工業化手段來創造新的財富並吸納富餘勞動力。

但令人扼腕的是，前一條即使自明清時就有少量華人前往南洋謀生，但終因政府的禁海政策而無法大量實施；而後一條的成功又需要有工業革命的基礎。過去三百多年的歷史證明，殖民主義和工業革命正是西歐國家發展壯大並一舉超越天朝的兩個法寶。

任何歷史事件都是偶然的，但無數的偶然，又形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傳統經濟條件下民窮財盡的週期律現象，因為平添了一個世界經濟的競爭因素，在鴉片戰爭後更為嚴重。譬如鴉片戰爭中，各地方政府往往強迫老百姓捐餉助銀，即使是富庶如蘇州地區，也有一年所得不夠完納以至於棄田不顧的，何況廣西這樣的貧瘠之地？

當時的廣西情況複雜，漢番雜處。苗人有&ldo;生苗&rdo;、&ldo;熟苗&rdo;之分，漢人之間也有土居漢人與客家之別（基本以遷移時間為分別，客家人往往是後遷）。漢番之爭，土客之爭，地痞流氓，打架殺人，幾乎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加上廣西土地貧瘠，山多洞廣，用李宗仁將軍的話來說，就是&ldo;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rdo;。（1）

洪秀全本是廣東花縣人，他捨近求遠的跑到鄰省廣西去造反，一來是因為整個西江流域都說粵語，語言上有所便利；二來也是因為廣西遠比廣州一帶貧窮，造反的成本低，條件更為有利。何況，洪秀全的家鄉花縣距離廣州不遠，當地的經濟文化水平不差，洪秀全想在附近開教授徒，信的人不多。但溯西江而上，跑到地瘠民貧、客家聚居的廣西桂平紫荊山一帶的話，發動群眾就容易多了。

另外，鴉片戰爭後帶來了世界經濟的蝴蝶效應。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後，沿海的通商口岸擴為五口，廣州十三行壟斷時代的結束和上海的崛起，導致中國外貿進出中心移往長江下游，這種效應看似不為人知，但效果明顯顯現並擴散。

譬如以江西為例，上海成為通商口岸以前，中國北方和中部地區的貨物，多經贛江翻越大臾嶺南下廣州，江西在明清時期經濟繁榮，可算是物華天寶，人才輩出，貿易通道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鴉片戰爭後，上海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外貿口岸，貿易幹道移往長江，導致贛江的地位一落千丈。江西可用於發展工業的資源如煤炭鋼鐵礦產不多，多年來只能固守農業傳統，後來修建的京廣線又取道湖南，江西經濟從此一蹶不振，江西老表們當然熱情支援革命，成為紅色革命的根據地。

而廣西桂平、貴縣一帶作為廣州的腹地，當地必然因廣州的衰落而受到影響。譬如南嶺深山的客家人，東西江流域的船民，廣州衰落往往會導致無貨可賣，無貨可運等引發失業的嚴重問題。比如楊秀清等燒炭黨人，一旦失業危及生存，這些人的怒氣衝天在洪秀全的教導之下，當然要化為揭竿而起！

洪秀全的拜上帝會，恰好在其中起到了組織作用。即使跟著洪天王造反的人未必明白外來宗教的教義，但一旦組織起來，力量就不可小覷了。政府的癱瘓無能，生存環境的艱苦惡劣，不過是給造反的熊熊烈火上添油加薪。

造反前，塑造一個共同的敵人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宗教教義過於遙遠，難以理解，但共同的敵人‐&d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