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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依靠國家的權威性來解決社會各階級中的利益衝突，即“國家”克服“社會”的行政國家學。山縣在1890年的施政方針演說中表述說，在列強之間維持國家的獨立，僅“守護主權線”並不充分，還“必須保護利益線”。明治新政府面對憑藉強大軍事力量維護國家利益的歐美帝國主義的威脅，對國家主權抱有深刻的危機感，於是就試圖採用歐洲新興國家——德國的安全保障戰略觀，但後來卻逐漸陷入了過度的防衛乃至對外擴張的怪圈。
山縣所說的“利益線”指的是朝鮮半島。斯坦教授向日本建議“企圖佔領朝鮮半島的國家，日本應該把它看做敵人”，並向有關人士強調對日本的獨立與安全來說朝鮮半島如何重要。山縣遵從了他的建議。“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得以用武力保護朝鮮半島這一“利益線”，但隨著受到俄國威脅，日本又走向日俄戰爭。日本戰勝俄國，吞併朝鮮半島後，朝鮮變成“主權線”，位於其外側的南滿洲地區則成為“利益線”。日本在忙於確立在南滿洲的影響力的同時，也不得不直接面臨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和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壓力。於是，日本試圖以軍事力量保護南滿洲的“利益線”（當時稱之為“生命線”），發動“九一八事變”，下一步，中國華北地區成為“利益線”。如此，日本的“利益線”一個接一個地擴張，最終發動了全面的中日戰爭。
由此可見，戰前的日本始終糾纏於自己設定的安全保障戰略——“主權線”與“利益線”，“利益線”的防衛造成新的戰爭和新的“利益線”，“確保利益線”這一國家利益超過可控的綜合國力，並不斷膨脹，其結果是國家的瓦解。
國防與軍備強化
“甲午戰爭”前夕，明治新政府對國際形勢的認識是，“有史以來，從未有過如今兵備的旺盛”。那段時間是權力政治和帝國主義的“全盛”時期，歐美列強都把精力集中在軍備擴張上。人們都高呼“國防是當務之急”，要“用6年時間將文職官吏的薪水削減10％”，把這筆經費用於海軍擴張，“動員一切國力完善兵備”。
“國防”、“軍備”（陸海）、“兵備”等詞語，在戰前的首相演說中以很高的頻率出現。當時的領導人都認為，為了確保日本的獨立，防衛“利益線”，就必須擁有不亞於歐美列強的軍事力量，併為此增進國力。“富國強兵”成為明治時期的日本國策。而“甲午戰爭”結束後，當時的領導人提出達到“比以往翻一番的國力”的目標，以“發展教育、交通、貿易等提高生產力的產業的任務，一天都不能耽誤”為理念，邁向“富國”之行列。軍事預算的增大不能只靠財政收入的增長，而只好“等待增稅”。日本就是以如此龐大的規模擴張軍備的。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3）
日本的國家利益與東亞國家的對立、協調
在甲午戰爭中獲勝後，成為東亞強國的日本的國家利益，從“維護獨立”擴大為在東亞地區“確保利權”。日本的國家利益開始由東亞的秩序，即它與列強的關係所界定。“甲午戰爭”後，日本遭遇“三國干涉還遼”，繼而把“維護日本帝國已擴張到遠東的權利及利益”當做最優先的對外政策，以“維持並擴張東洋的和平與帝國權益”為目標，締結了日英同盟。在此基礎上，日本認為，俄國在滿洲以及朝鮮半島的行動，與日本“永遠保持東洋和平、強化帝國地位”的“國策”相悖，是“侵害日本權利的行動”。於是，日本“斷絕自衛上的交涉，採取自由行動”，對俄國宣戰。從此不難看出，日英同盟本來是為了應對威脅日本“利益線”朝鮮半島的俄國的產物，但與此同時，也是日本和英國相互承認各自在東亞地區的權益以及為此採取的行動的產物。根據１９０５年８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