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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稷契
自比稷契
一部杜詩，最能體現詩人心跡的是《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在這首詩中，能夠集中體現詩人心跡的又是這兩句：「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杜甫一生坎坷不遇，從政時間極短，官職又甚卑下，惟一引人注意的事，是任左拾遺時上疏營救房琯，就政事而言，與稷、契實難並論。《新唐書》本傳說杜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對此，宋代葛常之、周必大等人都表示贊同，認為從政非杜甫所長，自比稷、契，未免「儒者大言」。但李綱認為杜甫政事不為人所知，是被詩名遮蓋的緣故，稱讚杜甫「孤忠無與施，但以佳句寫」，「作詩千萬篇，一一干教化」（《杜子美》）。陸遊作為一個同樣不得志的詩人，深為杜甫未能一展其才而可惜：「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空回英慨入筆墨，《生民》《清廟》非唐詩。」（《讀杜詩》）不少宋人認為杜詩並非吟詠情性的作品，而是「經」，這種看法，對後世的評價，有很大的影響。如清代吳喬認為杜詩「不置之六經中，何處可置？竊謂朝廷當特設一科，問以杜詩意義，於孔孟之道有益」（《圍爐詩話》）。顧炎武也說「四書」、「五經」之後，有幾部書可以治天下，其中一部就是杜詩。不過這些都是從教化的角度著眼的。杜詩有助教化，不等於說杜甫政事可觀，如果以此來肯定杜甫自比稷、契，仍難使人心服。
明代王嗣奭正是有感於世人對杜甫政事的輕視，極力為其辯解：「杜陵自許稷、契，人未必信。今讀其詩，當奔走流離，衣食且不給，而於國家理亂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軍機之勝負，地勢之險要，夷虜之向背，無不見之於詩。陳之詳確，出之懇摯，非平日留心世務，何以有此？」（《管天筆記外編》）而仇兆鰲對杜詩更是推崇備至：「按公《登慈恩寺塔》詩：『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知天寶之將亂也。《悲青坂》詩：『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猝』，知收京在次年也。《收京》詩：『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知回紇生釁，藩鎮跋扈也。《秦州》詩：『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知吐蕃寇邊，不能安枕也。此詩（指《劍門》）雲：『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知蜀必有事，而深憂遠慮也。未幾，段子璋、徐知道、崔旰、楊子琳輩果據險為亂。公之料事多中如此，可見其經世之才矣。」（《杜詩詳註》）在杜甫詩中，確有一些灼見形勢，可作「籌時條議」看的作品，至於說他能運籌決勝、料事如神，則未免言之過實。這種讚美之詞，在當時或許只有李泌一人才受之無愧。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孟子?離婁下》）。看一個人（包括杜甫）能否成為稷、契，關鍵是看他有無「己溺己飢」之念。這種看法，起於宋人，而王嗣奭講得最明白：「人多疑自許稷、契之語，不知稷、契無他奇，只是己溺己飢之念而已。伊尹得之而念廑納溝，孔子得之而欲立欲達，聖賢皆同此心。篇中業已和盤托出，而東坡乃引『舜引十六相』、『秦用商鞅』之詩為證，何舍近而求遠也？」（《杜臆》）只要有了「己溺己飢」之心，就一定能上憂國難，下憫民窮，就能「挺身艱難際」，「臨危莫愛身」。杜甫有兩句詩，可以作為他自比稷、契的說明：一是「致君堯舜上」，一是「下憫萬民瘡」。而「致君堯舜」，最終還是為了「濟斯民於塗炭」。正是這種憂國憂民、己溺己飢之心，使杜甫在《赴奉先縣詠懷》這首詩中，能透過當時社會表面的繁榮，看到已經四伏的危機，從而發出「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心聲；能指責最高統治者恣情淫樂，揮霍無度，為苦難中的百姓呼喊：「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能大膽、深刻地揭露社會貧富懸殊的現象，發出「朱門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