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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至宮禁嬖暱，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容齋續筆》）這在杜甫詩中表現得格外突出。肅宗乾元二年（759）春，杜甫為慶賀唐朝軍隊收復長安，作《洗兵馬》，在抒寫收京喜悅的同時，直指當時扈從諸臣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攀龍附鳳，竊踞高位。肅宗在返京之後，理應勵精圖治，建中興之業，卻重用李輔國，專寵張良娣，聽任二人幹預朝政，敗壞紀綱，致使叛軍未能及時殲滅，留下無窮後患。對此，詩人也在詩中直截了當地指出：「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李輔國）壞紀綱，張後不樂上為忙。」（《憶昔二首》其一）最後一句，竟將當今皇帝怕老婆的隱私，也明明白白地點了出來。這種大不敬的言語，對後世作家來說，是不可想像的。
秦始皇在焚書坑儒的同時，又定誹謗妖言之罪。但秦王朝壽命極短，沒等到大興文字獄，就已滅亡了。漢宣帝時，楊惲因過免為平民，居家大治產業，接待賓客。友人孫會宗作書勸誡，楊惲在答書中有怨懟之詞，並作詩：「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以喻朝廷荒亂，自己雖盡忠效節，反被棄逐。宣帝看了，十分惱火，以大逆不道之罪，將楊惲腰斬了。這大概要算是中國最早的文字獄了。不過宣帝殺楊惲之時，尚無因文字起獄的想法。有意識地透過文字羅織罪名，似乎始於北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春，罷呂夷簡、夏竦，進用杜衍、范仲淹、韓琦諸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贊道：「舉擢俊良，掃除妖魃。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大奸即指夏竦。其師孫復一見此詩，即道：「子禍始於此矣。」後夏竦借事誣其詐死，投降契丹，請開棺驗屍，賴杜衍等人力保始罷。但累及妻子，二十年後才得昭雪。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以不滿新法，作詩「譏訕朝政」，被捕入獄，險遭不測，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另外像餘靖因作蕃語詩被貶，蔡確由《車蓋亭詩》得禍，王觀以賦《清平樂》落職，均以文字獲罪，載之史冊，班班可考。到明、清以後，隨著中央集權的不斷加強，統治者氣量的日益狹小，文字獄也愈演愈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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