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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鄉間醫療體制嚴重不健全。如果喀麥隆擁有更好的醫療體制,那家醫院就會馬上給普魯登斯動手術;醫院會備有強效的抗生素來治療她的感染;鄉間的助產士也會被培訓上崗,她們懂得基本的助產常識,還可以用備用手機隨時呼叫救護車。上述任何一項因素,都能夠拯救普魯登斯的性命。
構建醫療體制的障礙之一是非洲鄉間醫生的短缺。皮皮醫生雖然沒有同情心,但他確實在辛勤工作,而且負擔過重‐‐喀麥隆的醫生不夠,無法再派駐一名到約卡杜馬的醫院。非洲鄉間的醫生和護士也都因無法休息、醫療器材缺乏和環境艱難(包括他們自己的健康安危)而飽受折磨,一心想要轉調到首都。他們也常移民歐洲或美國,結果反而形成了非洲對西方的對外援助,而像普魯登斯這樣的婦女卻沒人管。
我們提議捐助國應該資助非洲孕產婦的看護,在這方面,捐助者遇到的首要問題是那些國家缺乏醫生‐‐至少缺乏有意願在鄉間服務的醫生。在鄉間蓋一間手術室,遠比添一名醫護人員要容易。明智之舉是在非洲發起訓練計劃,開設培訓課程,好培育更多的醫療護理專業人員。不過這得是為期兩三年的課程,且不頒發醫學學士學位,否則畢業生就會拿著學位到國外找工作。
另一個普遍問題是醫護人員經常缺勤,鄉村診所尤其嚴重。一項橫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六個國家的嚴謹研究顯示:在任何一天,診所內都有39的醫生缺勤。西方捐助國政府及聯合國機構除了應支援診所的興建之外,還要協助構建診所的考核制度。無故缺勤的醫護人員應扣薪水,這也許是促使現存診所效率更高、效果更佳的最便捷的方法。
四、漠視婦女。在世界許多地方,婦女喪命是因為她們不受重視。婦女被邊緣化的國家及孕產婦死亡率高的國家,兩者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事實上,就美國而言,即便收入提高、看醫生更為容易,但是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孕產婦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死於分娩的美國女性比死於戰場的美國男性還要多。但是從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開始,美國孕產婦死亡率大幅下降‐‐顯然,女性被賦予投票權後,也把資源導向孕產婦醫療看護領域。女性可以投票後,她們的生命突然變得更重要了。讓女性有權投票,竟然使得婦女健康水平意外地大幅提升。
遺憾的是,孕產婦醫療看護問題一直被貶為&ldo;女性議題&rdo;,在主流的國際議程上從來不佔一席之地,也從來得不到足夠的資源。&ldo;發展中國家的孕產婦死亡問題,常是女性人權因遭受長年累積的否定而最終導致的悲慘結局,&rdo;《臨床婦產科》(clical obstetrics and gynelogy)期刊表示,&ldo;婦女的死因不是無藥可治,而是社會還沒決定好拯救她們的性命是否值得&rdo;。
假如女性沒有月經,而且嬰孩是由鸛鳥送到家裡13,那麼事情也許就有轉機了。如同《柳葉刀》指出:婦女問題受到忽視……的確反映出對於婦女某種程度的潛意識裡的偏見,這個偏見體現在各個層面,下至社群民眾,上至高位決策者……雖然我們可能故意忽視,但孕產婦醫療看護的確牽涉性和性徵,血淋淋又骯髒不潔;我認為許多男人(當然不是全部)對於處理這種事情有本能的強烈反感。
在大多數社會,人們想出神話或者神學的種種理由,來解釋婦女為何應該承受生產之苦,而且排斥做讓分娩過程更為安全的任何努力。麻醉劑被研發出來後,幾十年來不讓分娩婦女使用,因為婦女受苦被認為理所應當。只有極少數社會採取相反的觀點,其中之一是墨西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