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搗碎猶太人的教堂，所有的一切又再次發生了。反猶太主義直到19世紀晚些時候還斷斷續續地爆發。但是這次，猶太人民對歷史文化所做的貢獻被積極地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維多利亞女王的猶太籍首相，班傑明。迪士累利（1804‐1881），在他的小說《康寧絲比》中借讚美&ldo;在世的希伯來智者&rdo;表達了他作為猶太人的自豪。
隨著時間流逝，在對人類學的種族研究方面，一種新的思維方式預示一輪新的基於種族而不是宗教的敵視即將來臨。理論學者吸取了德國哲學家以伊曼紐爾。康德（1724‐1804）的思想以及查理。達爾文（1809‐1882）的科學發現，雖然他們本人都沒促進種族分類體系的發展，但條理清楚的理論都從他們那裡汲取支援，來證明歐洲的白種人，特別是雅利安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性。一位理論學者爭論說黃頭髮、白面板的德國人註定是要征服那些低劣的、次等的斯拉夫人。另一個重大的影響是在優生學方面，這是由一位叫弗朗西斯。高爾頓（1822‐1911）的英國人首先發起的。德國科學家在利用高爾頓見解的基礎上，大肆宣揚人種選擇、種族滅絕，來保護&ldo;種族血統&rdo;。當這種思想現在已經被當作胡言亂語而遭到丟棄時，在那時卻作為納粹種族計劃的一個基礎，既支撐著希特勒的想消滅猶太人的企圖，還堅定德國人民的信念，也就是俄國必然要屈服於強大的德國。
然而，早在這之前，其他的一些事變就使一部分猶太人相信他們在歐洲的處境不可能有保障，這初次促使他們採取猶太復國主義道路‐‐回到他們的祖居地以色列。兩件濃墨重彩的醜聞起到了一些作用：首先是所謂的1840年大馬士革醜聞，在敘利亞首都，一位聖方濟各會託缽僧的失蹤使人們回想起早在中世紀就有所懷疑的發生在宗教儀式上的猶太兇殺事件；第二件是發生在50年後的1894年的法國。一位清白的猶太軍官，單憑著他的筆跡，就被宣告犯有叛國罪，然後被流放到惡魔島（屬法屬蓋亞那）。儘管有清楚的證據顯示他是清白的，但是透過偽造的證據，他還是被關進監獄，而他最終的無罪釋放在歐洲大陸上反響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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