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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強國，卻在後方挑起了英帝國十九世紀的防務。

英國政策對這一新挑戰作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要同這兩個新興海洋強國確保友好關係。1939年，這仍然3是英國的對美政策。然而大英國協和日本之間任何真誠和持續的友好前景卻被一筆勾銷了。這首先是由於美國以及大英國協太平洋沿岸的自治領對日本日益感到恐懼和敵視，這一態度對1921‐1922年華盛頓海軍會議的結果1具有決定性影響；其次，由於日本在1931年發動的以中國為犧牲品的侵略行徑2到1939年還在全力以赴地進行著。對這樣公3

然破壞自己莊嚴保證的國聯盟約的日本，大英國協的成員國是不能給予正式支援的‐‐因為對所有大英國協成員國來說，國聯盟約和凱洛格公約仍然是它們明文宣佈的公開政策的基礎，也是它們為數可觀的公民團體的個人理想。確實，當日本在1931年證實了所有對它的意圖的最壞預感都沒錯之後，澳大利亞的輿論和政府政策幾經搖擺，終於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的幾乎是好戰的態度轉變為頗有綏靖味的態度了。這種顯然自相矛盾的現象之所以產生，一種解釋是由於當那隻令人擔心已久的日本虎向著與澳大利亞所處地區相反的方向猛撲過去的時候，澳大利亞‐‐至少是在某些部分人中間‐‐覺得如釋重負。澳大利亞小心翼翼地惟恐日本在中國不能匿其所欲，此種轉移日本向澳大利亞進攻的矛頭的希望不但是不光彩的，而且也是短視的。因為當時日本主子所想的，一旦大陸冒險得手，則隨時都會有繼此而起的進一步冒險，如果不得手，則為掩蓋其失敗而會向其他方向進攻。眾所周知，日本海軍對陸軍自1931年以來所享有的活動範圍頗為妒忌，毫無疑問，它早在渴望著要

有它自己去征服的天地了。

看來似乎是，此種來自日本新興力量的危險，可以由反日秤盤上的新興力量更強大的美國砝碼去抵消而有餘。然而那時美國政策完全是一個未確定因素，這在任何其他國家的政策中不能不考慮到，所以就不免有些左右為難了。因為如前所述，美國人的感情被撕裂為兩半，一方面憎惡日本的侵略，另一1

方面又決心不捲入戰爭，不去為英國火中取栗‐‐即使這場火的縱火犯是日

本人。

就1939年的情況而言，在環繞歐洲的英國海軍力量24包圍圈之外，還存在著屬於大西洋沿岸六個大陸歐洲國家的海外帝國，這預示著十九世紀英帝國

的安全將被開啟第三個缺口。

在英國海上勢力鼎盛的整整一個世紀中，它努力約束自己別對奪回的利益再貪得無饜，以免自己的幸運地位招人嫉妒。它有過十分痛苦的教訓，那是在1778‐1783年的調整力量對比中，所有其他國家都一致堅決地攻擊它，因為二十年前的力量對比對它是大有利了。於是，在拿破崙戰爭後的者和條件中，它把在戰爭中從法國本身，或從臨時併入法帝國或從屬於法帝國的國家手裡奪得的殖民地都分別歸還原主。此後，它也無意阻撓法國、比利時、德國、葡萄牙、義大利和西班牙同它自己一起瓜分非洲。處在十九世紀的情況下，1見《概覽，1920‐1923年》，第452‐455頁，第484‐499頁。

2見《概覽，1931年》，第430頁，第438頁。

3見下文，原著第119‐120頁。

1見上文，原著第17‐19頁。

大陸歐洲各國的這些海外領地對英國海上力量來說，確是抵押品而並不構成對英國安全的威脅。不過，如果擁有這些領地的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