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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設了許多開發印度支那的商業公司,私人資本自由流入該殖民地。51928 年頒布了新的關稅法,據此印度支那得定期調整其稅額以滿足殖民地的需要。凡當地工商業等團體提出的要求均被認為是得到政府默契的,除非母國政府在很短時間內作出相反的決定。
然而結果是,1928 年的新稅法導致實施甚至更為苛刻的保護主義措施。印度支那的歐洲人各界提出的要求超過了法國國內所提出的要求。對外國商品規定的新稅率甚至比法國規定的稅率還要高,結果使這個國家愈益陷入孤立狀態,原先能夠進口的許多中國貨和日本貨都無法進口了。
新關稅法實施時,正值世界大蕭條開始,這對改革是不幸的。蕭條會在世界上造成以一國或帝國為基礎的極端的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這種趨勢是對保護主義政策的鼓勵,這就有把法帝國的經濟變成封閉經濟的危險。特別是許多批評家都認為,試圖把印度支那同它所處的地一理環境分隔是一個錯誤。印度支那工農業產品的性質以及當地人的需要和習俗都有必要使這些產品享有進入東方市場的便利。這些意見日益被人們理解,因此在後來頒行的法律以及同外國簽訂的條約中逐漸承認了印度支那的特殊地位。1法國人一向非常尊重他們自己的文化和風俗,很難使他們相信把這些東西塞給大異其趣而又身處遠方的其他人民對蒙其恩賜的接受者竟是一無好處的。他們承認平等,不象英國人那樣在他們的殖民地上傾向於種族隔84離,但也只能對真正按高盧模式完全同化了的法國同胞才以平等相待。十九世紀晚期,法國輿論對法國殖民地的政治同化和文化同化大為讚揚,但即便在1900年之前,就已經有人為此擔憂,大聲疾呼地發出警告,指出當地民族的文化不論有何缺點,畢竟頗能適合他們的需要,如果企圖加以摧毀,則非但徒勞,而且還是非正義的。輿論開始有了轉變,但轉變得很慢,隨著輿論的逐漸轉變,政策也作了修改。
還有一種信念同樣也在慢慢地產生,即當地人民應當共同管理國家。不過到了1909年,法國國民議會才在一項議事日程上宣佈:&ldo;逐步地和明智地4在法律上,印度支那只有交趾支那部分才是殖民地,其他各省都是保護領地。
51938年,印度支那的外國投資總額是三億八千四百萬美元,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為法國人所有。 為當地人參與公眾事務的諮詢工作作準備是適當的&rdo;。當地人代表已同法國人代表一起坐在交趾支那殖民地的議會廳裡了。1928年成立的經濟與金融業大理事會也有當地人代表參加在內。在其他印度支那國家也成立了完全由當地人代表組成的議會。1與此同時,安南人在思想上對法國殖民主義的反應是根據他們的本能和邏輯推理作出的。(應當記住:安南受中國影響達二千年之久;而束埔寨和寮國繼承的是印度的傳統。)自從法國滲入安南以來,對於法國的政治和文化推進,一開始便存在著抗拒的意志。由於法國將印度支那置於&ldo;自負一切支付的基礎上&rdo;而產生的安南財政負擔,以及由於1904‐1905年日本戰勝俄國和後來的中國革命所喚起的亞洲的覺醒,激勵了民族主義感情的高漲,安南的陰謀和暴力行動幾乎就成了每日常有的事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中,安南怨聲載道。他們主要抱怨的是:印度支那所給予法國和法國企業的支援並不是互利的,法國沒有給予安南人以機會,使之獲得為掌握他們自己命運所必需的培養和經驗。
1939年戰爭在歐洲爆發時,印度支那有組織的民族主義還侷限於那些安南人的國家。這種民族主義視柬埔寨人和寮國人為理所當然的從屬民族。但民族主義運動85分成幾派,各派之間幾乎互不合作。它們在厭惡法國統治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