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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大多數信奉印度教，這是別的國家所沒有的宗教，它體現一種嚴格的內部通婚的社會制度，不吸收教外人士，也不接受教外思想。古老的不跨越&ldo;黑水&rdo;的禁令，以及處身國外時在飲食上和行動上都難以按宗教戒律和規定辦理，這就使得許多較高等級出身的印度教徒不能出國旅行。但是印度政治思想的內向性，伊斯蘭教徒幾乎同樣有之。印度穆斯林中間經常存在著泛穆斯林傾向，同他們的信仰一致的宗教社團從西北非一直伸展到東南亞。印度的穆斯林領袖經常為維護其他伊斯蘭國家和人民的兄弟般利益講話，1939年，他們尤其為同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提出抗議。但自1914‐1918年戰後為恢復哈里發王權1的&ldo;基拉法&r;運動瓦解以來，此種國際伊斯蘭精神在決定印度伊斯蘭思想的傾向方面只是次要的了。確實有許多觀察家認為，此種精神之所以被提倡，與其說是因深有感受而發自內心，還不如說是因為要用以作為打擊英國統治的棍子。
印度政治上的內向性和自我中心主義事實上在更大程度上是由於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原因。歷史上，在英國統治這一時期以前，印度不存在一般的民2
主傳統；在莫臥兒人統治下，一如在其先前的印度教徒統治下，以及在隨著莫臥兒政權的削弱而發展起來的由印度教徒接管的諸邦統治下，治理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專門職業。在英國統治下，人民大多數還是文盲，他們並不感到自己對國家有責任，所以對國家在其國際活動歷程中的命運，也同樣不覺得有什麼責任。官方政策視外交和國防為英國統治者的專職或特權，因此當然不會鼓勵印度人民產生國際責任感。甚至在印度人日益掌管國內事務的時候，在印度成為66國聯的一名正式成員國並在世界事務中表面上取得了負責的全權國家的地位的時候，仍然如此。此種對待政府的消極態度，對於用最低限度的武力就能維持住外國統治是多麼有價值，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都叫人痛心地突出來了。其時印度即將有遭受侵入的危險，但各階級印度人的共同反應卻是有政府在保護他們，這是政府的事情，而不是需要他們去協助政府來保衛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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