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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種不同原因，此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特徵，當時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存在於大英國協的大多數成員國中。在先前被征服的民族中，那是因為過去被武力強迫才加入大英國協的歷史經歷在心理上留下的後果。而在那些晚近才由歐洲移民成立的成員國中，則也產生了迷戀過去的感情‐‐這在美國和溫和1莫臥兒帝國末期統治者（1658‐1707年）。‐‐譯者

1英國議會於1774年透過的魁北克法令，規定使用法國民法，並保證羅馬天主教教會有信仰自由。這種信仰自由原已在1763年2月10日的巴黎條約獲得允許。

2責任自治政府制是1838年草擬的德拉姆報告（durhareport）中建議的，並在埃爾金勳爵任總督期間（1847‐1854年）實施。

的南美&ldo;abc&rdo;共和國3也同樣顯而易見‐‐在一個新國家裡對創業的先驅者往往會產生此種感情。操英語的和操法語的加拿大人是這樣，操英語的和操荷蘭語的南非人也是這樣，都強烈地希望由他們自己去培育他們的那些嫩芽初綻的花園。在澳大利亞，同樣的感情‐‐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甚至更為強烈，原因是澳大利亞在更大程度上暴露於日本旭日的驕陽照射之下。紐西蘭的處境儘管同樣不安，它卻採取了相反的路線：加強同聯合王國的關係，並主張透過國聯這個機構有效地貫徹集體安全原則。至於操英語的加拿大人，儘管他們以自己是大英國協的成員國而自豪，並因此而在西半球佔有特殊地位，但他們卻和他們在美國的北美洲鄰人們一樣，傾向於認為自己當然有1

權利保持不捲入歐洲紛爭的巨大自由權。至於澳大利亞人和紐西蘭人，如要取得與加拿大人同等程度的安全而無需害怕來自亞洲的侵略威脅，那就談不上是一種固有的權利，只能說是遙遠的願望，因此，他們充其量只能自我安慰，徒勞地希望日本在侵略中國之後會適可而止，不至於慾壑難填。在此同2

時，某些印度和緬甸的民族主義者所抱的希望則與此相反。他們惶惶然既同情於在中國受帝國主義之害的亞洲同人，也贊成另一些在日本的亞洲同人，因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如果證明為它向統治亞洲各族人民的歐洲主人進攻的前奏，那末這次侵略是可以寬恕的。這些頭腦發熱而又目光短淺的印度和緬3

甸愛國者看不清日本給予的33&ldo;解放&rdo;到頭來很可能竟是亡國的同義語，而對中國作為懲處所施行的那一套又很可能作為槳賞而施之於他們。

當然還有一些更理想和更有說服力的同樣考慮也在發生作用。特剔是在愛爾蘭和南非，有一股強大的思潮（也影響著聯合王國）認為，凡爾賽條約是戰勝國不公正地強加（用希特勒的話來說是&ldo;強制命令&rdo;）於戰敗國的，因此，前戰敗國為解脫此種束縛而作的任何努力都是值得同情的。尤其是南非，此種思潮使他們認為，如果要使大英國協團結一致抵抗納粹德國，那就有必要把它說成是不容爭辯和不容置疑的侵略國家。1936年3月，當德國重新軍事佔領萊茵蘭時，如果聯合王國願意的話，它本有可能在沒有各自治領合1

作的情況下採取行動：但是，一旦德國全力重整軍備‐‐特別是英國最易遭受襲擊的空軍裝備‐‐聯合王國如無各自治領的支援，就難以向德國挑戰了；這便促使聯合王國在制訂政策方面，要認真考慮各自治領對納粹撕毀1919‐1920年和約的態度。眾所周知，各自治領的態度在1937年英帝國會議的討論中已都明白表現。聯合王國政府還必須考慮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