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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戰勝國的戰後政策又使美國大失所望，這也加強了美國人的這種決心。戰爭期間，這些國家為了瓜分戰利品，既不徵得美國同意，也確實沒有正式通知美國，便互相訂立秘密條約，戰後又不廢棄這些所訂的條款；它們不肯裁軍，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它們不肯償還所欠美國財政部的債務（儘管它們確實償還了所欠美國私人金融家的債款）。

戰事結束後不久，美國就外交事務方面的最近歷史4及其未來的政策展開了這一辯論，而且接著又在美國國內的政治舞臺上引起了激烈衝突。一個到頭來證明確實是對美國生死攸關的國際問題，卻被轉化到國內事務的角度上去了，這就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歷並沒有怎樣動搖美國人民不優外患的傳統安全感；也沒有怎樣約束他們由此而產生的一種傳統傾向性，即他們處理外交事務‐‐如果還是外交的話‐‐只是作為國內方面的一種過時而複雜的政治遊戲的得分多少而已。當時民主黨的威爾遜總統與國會多數派的共和黨人之間的個人爭吵，是參議院拒絕批准包括國聯盟約在內的凡爾賽和約的直接原因。在這場爭吵的背後，是總統與參議院之間的長期對抗，其根源在於美國憲法缺乏對分別授予兩者的權力進行協調的規定。在 1939年，此種生命力較之個人生命更長並且不受個人特性支配的&ldo;制約與平衡&rdo;的憲法結構，是在當時日本與中國之間已在進行不宣之戰以及在納粹德國與英法之間即將爆發戰爭的情況下，參議院就旨在扞衛美國利益的立法問題與羅斯福總1

統打交道時所主要考慮的依據之一。1939年，國會決心透過在華盛頓的立法機構儘可能確保美國不再捲入戰爭，雖然在這個首要的、壓倒一切的目標下，1見《國際事務概覽，1938年》（surveyofternationalaffairirs，1938），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為皇家國際事務學會出版，1941年版，i。575580（此後引用時簡稱《概覽，&tis;&tis;年》）。

1見《概覽，1938年》，i642‐650。

他們與總統取得一致意見，不希望採取可能使力量對比有利於侵略者而不利於受害者的副作用的行動。但在參議員的心目中，又深怕因急於要制訂某種法令‐‐即使是為了要達到這些目標而制訂‐‐而增強總統的特權，從而擴大他隨心所欲地自由行動的範圍，2以致背離這些目標，造成混亂。

外交事務衝擊國內政治的另一點是一些&ldo;歸化的&rdo;美國人集團所具有的感情上的關涉。他們撫今追昔，在逍遙自在的距離以外，對他們的原籍國家以及故土鄉親的命運都不勝繫念。其中有的集團握有大量選票，這對精於計算的美國政黨卻是關係重大的。他們支援一些歐洲國家的事業，但並不會積極支援到贊成由美國代它們去積極幹預，因為那在政治上並不現實，而且作為半美國化 5 的美籍人士來說，在許多情況下這確是同他們的傾向相違背的。但他們確曾有力地促進了故國的事業，並為此而反對任何主張站在他們故國的歐洲敵人方面進行幹預，因而在警惕地扞衛美國不干涉歐洲事務的傳統政策方面起到了頗有成效的守望犬的作用。誠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站在最前線的愛爾蘭裔美國人和德裔美國人的院外活動集團，這時已失去了他們原先擁有的影響。愛爾蘭裔美國人之所以失勢，是因為出現了愛爾蘭共和國，美國公眾普遍認為它實質上體現了愛爾蘭民族的合法願望；德裔美國1

人之所以失勢，部分原因是由於時間又過去了四分之一世紀，他們的同化程序又前進了一大步，部分原因則是他們中間最近出現了一個人數不多但吵吵嚷嚷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