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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法國連一點真正經濟恢復的火花都沒有迸發出來，它在整個三十年代仍然是虛弱的，而在此時期，德國和其他極權主義國家卻正在增添力量。毫無疑問，在這十年中，經濟力量在歐洲領導權的生死攸關的重新定向中，以及在全世界勢力均衡的轉移中，都起著關鍵作用。

在極權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獲得和維持經濟實力的原因是什麼呢？義大利、日本和德國，象民主國家一樣，主要依靠對外貿易。但是，它們的政府確保把因外匯收支波動而引起的對國內經濟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限度。日本象聯合王國和（為了不同的理由）美國一樣，業已選擇貶值作為改善對外收支的手段。但是，它在蕭條期間也對資本移動實行外匯管制，並在第二次對中國的徵戰開始的時候把此項管制保留和擴大到商品支付上。德國和（初始的）義大利，象法國一樣，拒絕了貨幣統一貶值。義大利於1934年代之以外匯管制，而德國在希特勒上臺的兩年內把1931年以來管理資本移動的外匯管制擴大到一切現行的交易。德國政府用這個方法確實能夠防止外貿總支出超過總收入。

不過，這種對外貿易手法能給擴大的經濟帶來什麼寬慰呢？如果世界需求恢復緩慢，外匯管制保證德國會得到它所需要的進口貨物嗎？當然不是。如果出口收入不擴大，進口就必須加以限制，而這一點反過來就會對任何國內復甦計劃設定障礙。為了防止這種現象的發生，德國人又向前進了兩步：（1）實行外匯管制的同時，還實行進口許可證和限額制度，這使得他們能對必不可少的和非必不可少的進口貨物加以區別；（2）如他們所做到的，德國政府掌握了德國對外貿易狀況和結構的全部情報，鼓勵發展本國資源和代用品來取代原有的進口貨物。這4樣就成功了一半。因為如果不準許國外影響來危害國內的恢復，那麼復興就只是透過金融和財政政策的手段來刺激國內需求的問題了。

在所有三個極權主義國家中，金融當局都同本國政府合作。這三國的長期利率都維持在遠遠低於蕭條以前的水平上。雖然在德國，其穩定在百分之四點五至百分之五的利率僅僅在1935年才開始，但在1983年就已採取措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降低短期利率，恢復企業、銀行和整個經濟的周轉。一是制止通貨緊縮，一是發行免稅證和特別的可以再貼現的職業證券使所有企業和公共機構原來緊張的財政處境放鬆下來，正是這兩項強有力地促使企業界的成員恢復了樂觀。

對於恢復企業界人士信任感來說，較之有利的幣制或許更有意義的是國內的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寧。既然強有力的財界和工業界巨頭在幫助納粹登臺方面作出很大貢獻，希特勒就履行對他們的諾言。德國就象義大利一樣，上述問題是用政治力量解決的。所有自由工會完全遭到禁止，還有集中營的威脅，是保證&ldo;工廠紀律&rdo;的比較有力和比較直接的武器；相形之下，民主國家的僱主必要時執行紀律所能使用的解僱和失業兩項武器就間接得多。魯爾的鋼鐵大王克虜伯提到，&ldo;透過合法手續任命僱主為職工的領導人，對於僱主來說，是賦予他比以往更加開闊、更加愉快、更有希望的活動領域&rdo;，有如他另一次把&ldo;我們企業中的勞工平靜&rdo;說成是新政權偉大成績中的一 476項那樣。在這方面（一如其他許多方面），日本的情況同極權型別就不同。在日本工會組織還存在，甚至直到1937年還有罷工發生。不過，這些工會要比較為成熟的工業社會中的弱小些。日本那時還處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日本的僱主能從剩餘勞動力的汪洋大海中吸收工人，而從農村吸收到工業中的工人，其收入要比從事農業所得為高，這種工人剛剛開始有政治覺悟，他還沒有嚴重危及&ldo;社會政治安定&r;。

除了&ldo;企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