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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早在雁門師手裡就讀過《道德經》。這部僅只五千言的道家經典，他從小便能夠倒背如流。進翰林院後，在鏡海師的指點下，他再次下功夫鑽研過它。這是一部處處充滿著哲理智慧的著作，它曾給予曾國藩以極大的教益。類似於“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等格言，他篤信之，謹奉之，而對於該書退讓、柔弱、不敢為天下先的主旨，仕途順遂的紅翰林則不能接受。
那時的曾國藩一心一意信仰孔孟學說，要以儒家思想來入世拯世。對自身的修養，他遵奉的是“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對社會，他遵奉的是“以天下為己任”。也正是靠的這種持身謹嚴，奮發向上，關心國事，留意民情，使得他贏得了君王和同僚的信賴，在官場上春風得意，扶搖直上。
咸豐二年間，正處於順利向上攀援的禮部侍郎，堅決地相信“治亂世須用重典”的古訓以及從嚴治軍的必要性，遂由孔孟儒家弟子一變而轉為申韓法家之徒。他認為自己奉皇上之命辦團練，名正言順，只要己身端正，就可以正壓邪，什麼事都能辦得好。誰知大謬不然！這位金馬門裡的才子、六部堂官中的幹吏，在嚴酷的現實中處處碰壁，事事不順。
這一年多來，他曾無數次痛苦地回想過出山五年間的往事。他始終不能明白：為什麼自己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卻不能見容於湘贛官場？為什麼對皇上忠心耿耿，卻招來*重臣的忌恨，甚至連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為什麼處處遵循國法、事事秉公辦理，實際上卻常常行不通？他心裡充滿著委屈，心情鬱結不解，日積月累，終於釀成大病。
這些日子，在實實在在的民事軍旅中親身體驗了許多次成功與失敗的幫辦團練大臣，透過細細地品味、慢慢地咀嚼，終於探得了這部道家經典的奧秘。這部貌似出世的書，其實全是談的入世的道理。只不過孔孟是直接的，老子則主張以迂迴的方式去達到目的；申韓崇尚以強制強，老子則認為“柔勝剛，弱勝強”，“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江河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這句話說得多麼深刻！老子真是個把天下競爭之術揣摩得最為深透的大智者。
曾國藩想起在長沙與綠營的齟齬鬥法，與湖南官場的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與陳啟邁、惲光宸的爭強鬥勝，這一切都是採取儒家直接、法家強權的方式。結果呢？表面上勝利了，實則埋下了更大的隱患。又如參清德、參陳啟邁，越俎代庖、包攬干預種種情事，辦理之時，固然痛快乾脆，卻沒有想到鋒芒畢露、剛烈太甚，傷害了清德、陳啟邁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無形中給自己設定了許多障礙。這些隱患與障礙，如果不是自己親身體驗過，在書齋裡，在六部簽押房裡是無論如何也設想不到的，它們對事業的損害，大大地超過了一時的風光和快意！
既然直接的、以強對強的手法有時不能行得通，而迂迴的、間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達到目的，戰勝強者，且不至於留下隱患，為什麼不採用呢？少年時代記住的諸如“大方無隅”“大音稀聲”“大象無形”“大巧若拙”的話，過去一直似懂非懂，現在一下子豁然開朗了。這些年來與官場內部以及與綠營的爭鬥，其實都是一種有隅之方，有聲之音，有形之象，似巧實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不是這樣的，他要做到全無形跡之嫌，全無斧鑿之工。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柔弱，天下萬事萬物，歸根結底，莫不是以至柔克至剛。能克剛之柔，難道不是更剛嗎？祖父“男兒以懦弱無剛為恥”的家訓，自己竟片面理解了。曾國藩想到這裡，興奮地在《道德經》扉頁上寫下八個字：“大柔非柔，至剛無剛。”他覺得胸中的鬱結解開了許多。
曾國藩為自己的這個收穫而高興，並提起筆，鄭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