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之爭 (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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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期（這裡僅指李淵、李世民時期）又是如何演化的呢？這正是本文想和大家討論的核心主題。
二、歷史上的一場唐朝朝野的佛、道大討論
不過唐朝初期在確定佛道兩家的具體發展策略時，朝野上下是經歷過一番大討論的，在述說策略前有必要先介紹下這場至關重要的佛道論戰。
（一）道教勢力的進擊
當時，太史令傅弈（道士出身，精通天文歷數）在武德四年、武德七年兩次上書唐高祖李淵，他從儒家倫理出發，認為佛教存在諸多弊端，“與百姓無補”、“與國家有害”，指出佛教擁有自己的寺院田產卻無需交稅，佛教徒漸多而無需服役，不利於國家的長遠統治。
《舊唐書·傅弈傳》：佛於西域，言遙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
傅弈此舉引起了許多道士的附和，諸如李鍾卿等人也紛紛著書《十異九迷論》等來提供輿論上的攻勢。
（二）佛教勢力的反擊
然而，面對道教的輿論攻勢，佛教中人同樣有人挺身而出。當時的高僧法琳素有“護法沙門”之稱，面對傅弈等人的責難，他的應對可謂十分完備，他吸取了先前直接引佛教經典反駁效果不佳的教訓，直接著書《破邪論》。
在《破邪論》中，法琳論述了佛家與儒家不僅有共同之處，甚至猶有過之，都主張要以五常（佛教中對應的是五戒）來作為行為處事標準，儒家以五常作為人之為人的標準，而佛家則甚至把五常作為來事仍可為人的先決條件。他認為佛家只是形式上割捨親情、君臣等，但是為了尋找眾生脫離苦海的“大順”：
《破邪論》：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豈拘小違。
不僅如此，他還著書《辯正論》對《十異九迷論》進行反駁，可謂寸土不讓。
對道家，其實唐朝初期是和隋朝時期完全不同的態度的。儘管兩個朝代間隔時間很短，李淵、李世民等更是曾經在隋朝為官，但完全不同於隋文帝對佛教的狂熱，他們選擇了尊崇道教、並扶持道家的發展。李淵在位時，便認老子李聃為李唐王朝的祖宗。
武德八年，李淵下詔確定了道教在先、佛教在後的宗教基本策略：
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興，宜從客禮。令老先、次孔、末後釋宗。
到了李世民在位後，貞觀十一年，李世民出於扶持道教發展需要，再次頒佈了《令道士在僧前詔》，再次重申了道教在先的地位：
……至於稱謂，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當然，與李淵想比，李世民對道家的支援更為明顯，比如他曾經在亳州、兗州等地修建了道家宗廟，還專門安排了經費、人員。
可以說，道教在這時迎來了蓬勃發展時期。
其實，從社會現實來看，當時佛教已經發展到一個高峰，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道出了佛教的發展迅猛。如果說隋朝是佛教的蜜月期的話，那麼唐朝初期，尤其是李淵在位時期，對佛教就不是那麼友好了。
李淵登上九五之尊後，不僅如上文所述直接以詔令形式排定了佛教居後的地位，還在武德九年三月下詔《沙汰佛道》，儘管詔書中肯定了佛教的作用，但是對佛教的弊端揭露更多，比如詔書中指出，佛教有“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剃度”等弊端。而且，由於當時佛教勢力較大，雖然道教也在沙汰之列，但客觀上卻起到了扶持道教的作用。根據《沙汰佛道》詔書，只京師留三寺千僧，其餘寺宇並賜王公，僧徒放還故鄉，可以說若按照此舉，佛教發展將被嚴重打壓。
然而，這時候事情出現了轉機，由於當年的6月3日，爆發了玄武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