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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卓出之教授Lanman先生等，然眾多不知，中國留學生自大維君始探尋、發見，而往受學焉。其後陳寅恪與湯用彤繼之。俞大維君識宓後，則多與宓談中國文學。嘗為宓口誦曾廣鈞所作之《庚子落葉詞》十二首，吊珍妃也。”【2】
透過俞大維介紹，吳宓得識陳寅恪並對其人格學問終生服膺。陳寅恪的言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吳宓，這種影響不只是人生學問的大命題，還反映到一點一滴的日常生活之中。如陳氏一到哈佛，就主張大購、多購、全購書籍。受其影響，也為了“我今學習世界史”這一志向的緣故，吳宓毫不猶豫地把英國劍橋出版的《劍橋近世史》十餘巨冊從書店搬回。後又續購《劍橋中古史》約十巨冊，使成完璧。其手筆之大，堪稱“豪華”級。【3】1919年8月18日《吳宓日記》載：“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維，兩君讀書多，而購書亦多。到此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籍，已充櫥盈笥，得數百卷。陳君及梅君（南按：即梅光迪），皆屢勸宓購書。回國之後，西文書籍，杳乎難得，非自購不可。而此時不零星隨機購置，則將來恐亦無力及此。故宓決以每月膳宿雜費之餘資，並節省所得者，不多為無益之事，而專用於購書。先購最精要之籍，以次類及，自本月起，即實行焉。”【4】
歐洲行旅（2）
正是感於陳寅恪的購書之多，吳宓才心旌搖動，欲加以仿效，並真的從書店搬回許多書籍。只是有時未免學得太過，大有邯鄲學步或東施效顰之慨。據說因一時頭腦衝動，也為了與陳寅恪、俞大維爭勝，吳宓竟咬緊牙關，不惜血本花費60美元（時官費生每月100美元），把擺在書店連當地人都不敢問津的《莎士比亞全集》各家註釋彙編本共19巨冊拖出來，拂去上面的塵埃，一路喘著粗氣扛回宿舍，放於床頭當做鎮室之寶。想不到歸國之時，費心盡力將這套書運回國內，日後多年未用。隨著抗日戰爭爆發，吳氏攜帶此書歷盡千山萬水，每次搬遷居所，既費力又費錢，同時又無合適的存放之地，竟成為一件勞心耗力的累贅。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吳宓再也不堪此書的重負，索性再一咬牙，來個放血大甩賣，忍痛售與清華1925級畢業生孫大雨，算是去了一個累贅和一樁心事。
關於陳寅恪留學哈佛的舉動，除好友吳宓外，尚有不少中國留學生留下了記錄，同為留美學生的馮友蘭晚年回憶說：“我於1920年，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學中傳言：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中有一奇人陳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選功課大都是冷門，我心儀其人，但未之見。”【5】其實，陳寅恪的性格並不孤僻，他只是有自己的交友之道，特別講究門第與家學淵源而已，對那些城市暴發戶或農村土財主，他是不屑一顧的。就當時中國的情形而言，能出國留學者，自是有錢人家的子孫，而有錢者不見得來自書香門第，因而能入陳氏眼者寥寥無幾。那些被冷落者要麼不自知，要麼肚裡清楚，但怕如實道明會丟自己的面子，因而故作其說，以示錯在對方，給不瞭解內情者留下一個陳寅恪性格孤僻的錯覺。曾任教於燕京大學的名教授洪業（號畏蓮），在回憶自己留學生活時，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說的是1916年暑期到麻州海濱度假，途經康橋，順便到哈佛去一瞻留學生中的英雄豪傑。在哈佛校園中見一中國人襯衣整個都露在褲子外面。當時的美國人多把襯衣的下襬繫於腰帶以內，呈貴族狀搖頭擺尾，故作瀟灑。此舉自然被真鬼子和假洋鬼子看做是一種不禮貌、非常可笑的行為。但對方不管周圍投來的異樣目光，仍“在維德宿舍前大聲朗誦中國詩詞，旁若無人”，“再過一會兒，他激動地站起來，在樹下踱著方步，後面拖著在初秋風中晃著的襯衫角”。洪業覺得這人真是怪模怪樣，不禁啞然失笑，友人陳宏振把他拉到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