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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18日，魯迅為改變環境與其他一些政治原因，受邀到中大就職，出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上任後的魯迅公開以五四運動時期的北大風氣作為標準要求中大師生。在一次教務會議上，他主張讓學生有研究、活動和組織的自由，並特地舉出北京大學的事例作為榜樣，以讓中大師生學習效仿。
但此時的中大不是北大，戴季陶、朱家驊等人，已經成了國民黨的要人、官場上的重量級人物，自然不吃魯迅那一套。朱家驊由最初的防禦轉為戰略進攻，他以強硬的姿態反擊道：“這裡是‘黨校’，凡在這裡做事的人，都應服從黨的決定。”【3】自此，魯迅及其背後的支持者，與以朱家驊為代表的校方當局，圍繞政治是非問題或明或暗地較起勁來，直至鬧得不可收拾。
此時的傅斯年與魯迅雖無師生之情、朋友之誼，但傅在北大辦《新潮》時，曾得到過魯迅的支援，並有過書信往來。當時傅以北大學生兼《新潮》主編的身份寫信於魯，徵求意見並請其指教。向來對青年人較愛護的魯迅回信說了幾句客氣話，順便提了幾條小建議，內有“《新潮》裡的《雪夜》、《這也是一個人》、《是愛情還是苦痛》（起首有點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說家夢裡也沒想到過。這樣下去，創作很有點希望”【4】云云。傅把雙方通訊在《新潮》刊出，藉此抬高《新潮》的身價與威望。同年，魯迅在給許壽裳的信中說到了《新潮》，認為“頗強人意”，所刊文章“以傅斯年作為上，羅家倫作亦不弱，皆學生”。【5】正是為了這段舊故，魯、傅之間開始時尚能面和心不和地相互忍讓與和平共處，但隨著顧頡剛的到來，二人的矛盾終於引爆，炸開的裂痕再也沒有彌合。
傅斯年來中大後，顧氏在廈門大學任教，傅念及同窗之誼，又急於招攬人才，便請顧頡剛來中大任教，其主要任務是“辦中國東方語言歷史科學研究所，並謂魯迅在彼為文科進行之障礙”【6】。意在架空魯迅，掃除障礙。儘管此時的魯迅對中大校務已成為“一個大傀儡”（魯迅自喻），但畢竟還是名義上的教務主任，必須與之打個招呼才算不失體統。按傅斯年的觀點，本來打招呼已算是相當的抬舉了，想不到魯迅一聽讓顧頡剛來中大，頓時火冒三丈，疾言厲色地道：“鼻來，我就走！”（南按：“鼻”即指顧，相關典故見後）此舉令傅斯年深為尷尬與不快。
1911年，傅斯年與顧頡剛同時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共住北河沿譯學館舊址工字樓，二人開始相識。這一年傅17歲，顧20歲。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國文門，顧入哲學門。次年秋，二人同住北大西齋丙字十二號宿舍。自此，“靜心研究他的哲學和古史，對人非常謙恭”的顧頡剛，開始與“大氣磅礴”、“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7】的傅斯年成為好友。1917年9月，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來、年僅27歲的胡適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學哲學門教授，主講西洋哲學史、英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三門課程。作為放洋七年，又是世界級哲學大師杜威高足的胡適，講授洋學問自是得心應手，但講授中國學問卻有些不同。按北大傳統，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皆由國學深厚的年長者加名教授擔任。在胡適登臺之前，此門課程由號稱“兩足書櫃”的陳漢章主講。據說陳氏在臺上引經據典，誇誇其談，天上地下，雲山霧罩地大談伏羲、黃帝、神農、堯、舜、禹等史影裡的人物與故事，兩年下來，才講到商朝的“洪範”。胡適接課後，不管以前的課業，重新編寫講義，以一種懷疑的眼光來看待中國遠古歷史和古代哲學家的遺著。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中，採用“截斷眾流”的方法，摒棄遠古“一半神話，一半正史”的記載，在開篇“中國哲學的結胎時代”一章中，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材料，拋開三皇五帝、夏、商，直接從西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