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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的時差（17）
在皮雷士努力爭取武宗召見的時候，費爾南於1520年回國，他的弟弟西蒙接替了他的職務。西蒙像對待東非土著那樣對待中國人，他在南頭島上建立殖民據點，私設法庭，排除中國管轄；支援海盜，販賣人口，奸*女；拒納關稅，侮辱中國官吏；搶劫、勒索其他國家的商人。
在皮雷士等候武宗接見的時候，武宗卻駕崩了，新即位的嘉靖皇帝在葡萄牙給國王的信中沒有發現願意成為中國藩屬國的話，因此對葡萄牙沒有了好感，此時，嘉靖又接到了葡萄牙人許多劣行的報告，因此，嘉靖皇帝下令把皮雷士逐出北京，令其從廣東出境。
這件事情對嘉靖皇帝和明王朝都影響甚大。明王朝在嘉靖統治的近五十年當中，海禁最為堅決。明王朝的皇帝們為什麼要置世界潮流而不顧，一定要將正在形成的海外貿易格局之於國門之外呢？這要從當時帝國執政者的思維來分析。
在政治貿易的心態下，明帝國推行和倡導的是“國家貿易”，而反觀西方，海外貿易一開始就打上了“個人主義”烙印。
在明王朝的執政者看來，海外貿易首先是一種“政治貿易”而不是經濟貿易。因而當嘉靖皇帝看到葡萄牙推行貿易而又沒有成為中國藩屬國的打算時便不高興了。
在“政治貿易”的心態下，明帝國推行和倡導的是“國家貿易”，鄭和七下西洋都是政府行為，並無民間參與。至於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人大批奔赴南洋和西洋從事商業活動那也只是民間的自發行為，並不是政府倡導或支援的。
中國長期在亞洲稱雄，讓明帝國的執政者們有一種天然的自大心態，“自古昔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中國皇宮中的物產從來不是正常貿易的結果，要麼是地方進貢，要麼是萬國來貢。而正常的貿易是需要平等、需要談判的，這在中央集權的中國、在皇權高度專制的明帝國來說幾乎是不可理喻的。
中國地大物博，長期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是明王朝對商業貿易缺乏太大的興趣。
中國集權統治下的基礎是農業和土地，從漢武帝開始，就流行“重農抑商”因為佔有土地、控制土地就能有效地控制民眾。而商業則與此完全不同，商業需要流動，而商人也極可能形成新的利益集團，對皇權產生威脅，這是任何一個帝國統治者所不願看到的。明王朝如此，清朝也是一樣。鴉片戰爭前的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沿海情況和葡萄牙進駐澳門前十六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情況極為相似，這中間相隔了整整三百年。所不同的是中國的皇帝由明朝嘉靖換成了清朝的嘉慶（巧得很，都是“嘉”字輩），騷擾中國沿海的國家由葡萄牙變成了英國。
嘉靖和嘉慶，雖隔了三百年，但思路卻大同小異，都是堅決主張禁海。
嘉靖時代，明王朝嚴守海禁政策，中國的“寸板寸帆不得下海”，全面禁止對外海上貿易，只有朝貢國才可以在指定的地點在指定的時間內進行貿易。
嘉慶時期也是如此，嘉慶皇帝沉浸在“天朝統馭萬國”、“天朝撫有四海”的自滿之中，重農抑商，抑制海外貿易。如規定洋人只能在廣州一個港口進行貿易活動；不許洋人把婦女帶到廣州，也不許在廣州僱用中國女僕；不準洋人將火器帶進廣州等，情形和嘉靖朝時相差不大。
令人不解的是，明王朝的海禁越是嚴厲，東南沿海的海盜活動就越頻繁，以致明王朝不得不騰出大量精力、動用軍隊對付海盜，這又是為何呢？
第五章：中國和世界的時差（18）
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明王朝當時是逆世界潮流而動。
葡萄牙人被勒令退出中國，但又不甘心放棄能為他們帶來鉅額利潤的貿易，於是決定動用武力。雙方分別在1521年和1522年分別發生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