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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來華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發布&ldo;禁外藩交通令&rdo;。洪武二十七年（1394），為徹底取締海外貿易，又一律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發布命令，禁止中國人下海通番。
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規定了嚴酷的處罰辦法：&ldo;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洩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rdo;（《大明律》）。明政府對參與買賣外國商品的居民也不放過，&ldo;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rdo;
在這一錯誤政策的指引下，明政府於洪武十九年（1386）廢昌國縣，二十年將舟山島城區和鎮外鼓吹兩裡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島）的居民徙遷內陸。本來，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對海防的鞏固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然而，由於海禁政策所實施的直接物件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勢力，他不僅不能成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區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區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從事漁業生產，或從事海上貿易。明太祖&ldo;嚴交通外藩之禁&rdo;，堵絕了沿海地區人民的正常謀生之路。如&ldo;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魚&rdo;（《明太祖實錄》卷159）。他們除起來進行鬥爭之外，已經沒有其他選擇。誠如顧炎武所指出：&ldo;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荐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rdo;。&ldo;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rdo;（《天下郡國利病書》，冊26）。此外，濱海地區的居民還採取了另外一種鬥爭的手段，逃亡、潛往海外。&ldo;國初兩廣、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為生者萬計&rdo;（張煊：《西園見聞錄》卷56《防倭》）。所以，海禁一開始就得不到切實的貫徹，反覆發布的海禁令，也說明瞭這一點。還有一些人乾脆參加了民間的對外貿易活動。&ldo;緣（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盜&rdo;（《明大祖實錄》卷231）。&ldo;東南諸島夷多我逃人佐寇&rdo;（談遷：《國榷》卷12）。昌國縣&ldo;民常從倭為寇&rdo;（《明太祖實錄》卷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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