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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轉系，我還有什麼話說呢？轉到歷史系以後，我照舊上外文系主要的課，像散文、英國文學史。
名師雲集
“中央研究院”帶去的人馬都在臺灣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和考古人類學系兼課。我從大二開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結緣了。我到二年級以後，就到歷史系和考古人類學系。我在本科的時候是歷史系為主，考古係為副，到研究生的時候就跨足兩繫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個文科研究生。在臺大，我興趣廣泛，選課加旁聽，跨了四個系：歷史系、外文系、考古人類學系和中文系。
從大二開始，我上李宗侗、董彥堂、李濟之、凌純聲、勞貞一等老師的課，常常一個人一班，他們都是一流的老師。說是特別照顧，其實也相當累，因為上一人班連打瞌睡的機會都沒有，進度比較快，要念的書就比較多。我跟這幾位老師，受他們的提拔、訓練，至今感激師恩。
李濟之先生是第一等聰明人。上課細密精緻，純學者的風度，做事和研究一樣，一板一眼，行政能力強，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
沈剛伯先生也是第一等聰明人。沈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寧靜，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有自己的原則。沈先生在學術上沒有做研究，他教書真好，演講口才真好，做行政是無為而治，但是大節絕不含糊，任了二十幾年文學院院長，穩定而進步，這就了不起了。當時行政上的事情也不少，對教授的聘用，對學生衣食住行的安排，對教員宿舍的安頓，都是麻煩事。他和國民黨若即若離，使國民黨沒有辦法。他不耐煩做細緻的工作，述而不作，一輩子就寫了三兩篇文章。跟他一起開會，要言不煩，你滿堂議論，他兩句話就擺平了。 。。
第三章 臺灣大學（3）
董作賓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學者，我沒有跟他學甲骨文，是學年曆。他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純粹憑自己的聰明才智，整出十個卜辭斷代規則，使得我們對甲骨文的研究有跡可尋，而又從時間軸上，整理成年曆，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當然不錯，書法秀麗。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他是“四堂”之一。“四堂”各有所長：羅雪堂是收集東西，認若干字，了不起；王觀堂了不起，一點小線索能寫一大篇文章來；郭鼎堂是在日本拿*主義來套出一個架構，這個架構在今天看來是不對的；董彥堂是真正掌握實際發掘出來的東西，而且從中間理出一個線索，可以駕馭這批材料，重建古史的功勞很大。傅斯年先生走了以後，是董先生做史語所所長。不久，李濟之先生接掌所長。
李宗侗先生是法國訓練出來的，學早期的文化人類學，他對比較文化研究很有獨到之處，選他課的學生不多。他不想在學校上課，就派三輪車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個人去他家，李卉有時和我同去，一部三輪車就坐兩個人。李宗侗先生出身世家，是高陽李家後人。他從法國留學回來後，一面在中法大學教書，一面做故宮博物院的秘書長，後來就發生了故宮盜寶案，冤屈了他。這本來跟他不相干，純粹是國民黨裡的權力鬥爭。他是一個溫厚的長者，學問很好，當然後來他就鑽到中國古籍裡面，把在法國學的東西擺在一邊了。但是法國受的教育對他有影響，法國那時候是社會演化論，他的想法是每一個文化現象代表人類文化進展的一個階段。這個單線演化論，我有些保留，不很同意。最近，我介紹中華書局出李宗侗先生文集，最有趣的是他的家傳，還有李鴻章跟俄國籤密約的檔案，這是他家族的資料。他不太談家事，但是我因為跟他的關係很深，所以知道一些。他有一個兒子在東北，當時也沒有到臺灣。
勞幹先生很聰明，世俗事務是不懂的。他記憶力強，悟性高，可讀書以外的事務他沒有機會學，也沒有機會管，他覺得沒有得到機會，所以遺憾。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