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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安朵工作後，她在一些報紙、電視上看到的報導中，都把愛滋病視為資本主義的疾病。

那些報導多以國際新聞為主，訊息常來自外電，鮮有國內民間、個體的內容。

那時候的安朵就有一種「愛滋病離我很遙遠」的感覺。

安朵認為，這種感覺不單單自己有，社會大眾肯定也有。

因為每一個和她一樣的社會大眾，接受的都是同樣單一的資訊。

現在突然看到央視、滇雲電視臺集中報導滇雲省愛滋病疫情，不可避免地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至於檢測出來的愛滋病病毒攜帶者，社會公眾一致把這些人歸咎為他們追隨了資本主義貪圖享受的生活方式。

「愛滋」即「愛資」，這樣的譯稱就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感染風險毫不例外地與「外賓、歸國人員、邊境居民、外國人」等等形象相聯絡起來。

從一開始，愛滋病所代表的就不僅僅是「一種疾病」，更是被隱喻為「一種人格型別、道德評判或者政治態度」。

反正一句話，得愛滋病的人都被拉上了道德法庭，他們全部是一些道德敗壞的人渣。

這樣的討論無處不在，除了大爺大媽，還有機關部門的工作人員、街坊鄰居。

上班時候會討論，下班了休閒娛樂會議論，對愛滋病無處不在的討伐，源於對愛滋病的深惡痛絕。

幾乎所有的社會人群都認為，只有那些放縱的、甚至是罪惡的人，才有機會得「愛資」。

愛滋病是對這類人群的「罪與罰」。

每每聽到人們熱烈而義憤填膺的討論，安朵也時常捫心自問。

如果自己不是早於其他衛生技術人員一步參與到這項工作中來，她甚至就是其中參與討論最激烈的一個。

由於缺乏對愛滋病的全面認知，人們對愛滋病的片面理解、誤解和汙名化，愛滋病又被稱為「世紀瘟疫」，全社會陷入一派「談艾色變」的境地。

除了憎惡愛滋病感染者，對這種傳染病，社會公眾更是「怕」字當頭。

人類社會中，無法被治癒的疾病很多，包括很多常見病，比如糖尿病。

可傳染性的疾病也不少，但是在醫學技術手段下，大多數都被消滅，或逐漸被疫苗相對抗。

能夠致人死亡的疾病很多，比如心臟病、糖尿病、癌症等等。

而愛滋病是致死性、可傳染、不可治癒這三個條件的交匯點，這本身就足以造成恐懼。

恐懼導致了禁忌，禁忌本身又確立了恐懼。

由此，愛滋病成了一個魔鬼的別稱。

加之，愛滋病以被視為生命象徵的體液作為傳播途徑，在主流人群中增添了一種「汙染」和「入侵」的意味。

那麼，作為冒犯主流的侵略者，愛滋病被構建出的社會屬性便催生了對「你——我」「異——己」的劃分。

「作風有問題、骯髒、x亂」等汙名與「x毒人員、t性戀、x工作者」等身份緊密相連，顯示了愛滋病在社會上疾病汙名與身份汙名相互互動。

與汙名相聯絡的愛滋病感染者會繼而被分離為「他們」，而不是「我們」的一員，導致了社會的隔離。

因為害怕遭到歧視與侮辱，愛滋病病毒攜帶者們不敢袒露自己的身份，進而更加遠離了人群，成為了事實上的「孤家寡人」。

所以，愛滋病被放在了禁忌的另一端，愛滋病病毒攜帶者被放在社會的另一端，連帶著他們的人格、名譽與權力。

安朵思考著，社會上對愛滋病嚴重的汙名化，就是當前愛滋病防治工作中面臨的最大困難。

第15章 組建工作專班

沒有人願意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