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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裡有〃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的話。古代注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
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統下，所以也要〃和〃。禮以〃節〃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著；樂以〃和〃為主，可也得跟〃節〃配合著。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聖達節〃等等的〃節〃，是從禮樂裡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標準或做人的標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的〃中道〃。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
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在野計程車人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汙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這些在野計程車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並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們害怕了，於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人。這就是所謂〃黨錮〃或〃鉤黨〃，〃鉤〃是〃鉤連〃的意思。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這是一種群眾的力量。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願意收容著，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人民的態度，這種黨人，大家尊為氣節之士。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為是以集體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氣〃只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後來宋朝幾千太學生請願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擊宦官，都是集體運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
但是這種表現裡似乎積極的〃氣〃更重於消極的〃節〃。
在專制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之下，集體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的，於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標準。在朝的要做忠臣。這種忠節或是表現在冒犯君主尊嚴的直諫上，有時因此犧牲性命；或是表現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國上。忠而至於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這種人表示不願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遊離於現實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隱逸之士了。這兩種節，忠節與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甚至於一些虛無主義者。原來氣是動的，可以變化。我們常說志氣，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氣是配合著的。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所以要〃守節〃，要不〃失節〃。有時候節甚至於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於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峰先生論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忠言逆耳利於行〃，忠臣到底是衛護著這個階級的，而清高之士消納了叛逆者，也是有利於這個階級的。所以宋朝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原先說的是女人，後來也用來說士人，這正是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口氣，但是也表示著到了那時代士的個人地位的增高和責任的加重。
〃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並非〃幫閒〃。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嘗不如此。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縛，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這些農民大概是屬於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產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面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態上也還是在負著天下興亡之責計程車，陶的《述酒》等詩就是證據。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鬧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與在朝的大夫並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態，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終於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