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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在大阪創辦&ldo;適適齋&rdo;學塾，也培養了許多優秀的人才，其中包括明治初期日本兵制的創辦人大村益次郎以及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等。
除國學、蘭學外，幕末時期還出現了許多批判幕藩體制、提倡改良、對應外來危機的政治及社會思想。例如安藤昌益著《自然真營道》，主張人人耕種，反對剝削與身份等級；海保青陵在《稽古談》中認為，重建幕藩財政不能依靠消極的節儉政策，而是積極適應商品經濟，實施藩營專賣等措施；本多利明著《西域物語》、《經世秘策》，主張開發蝦夷地區，並透過與西方各國進行貿易而增加國富；佐藤信淵在《農政本論》、《經濟要錄》等書中卻主張必須振興產業，國家統制流通領域，同時積極向海外擴張。另外，在最初推崇朱子學的水戶藩，逐漸形成將朱子學、國學、神道教相結合的&ldo;水戶學&rdo;，主張尊崇天皇，服從將軍，對幕末時期的尊王攘夷運動形成很大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德川時代的教育。18世紀末，除幕府設立昌平坂學問所（昌平黌）作為向幕臣灌輸朱子學的教育機構外，許多藩也設立藩校，教育藩士的子弟，培養解決藩財政等問題的人材。藩校最多時達到280個左右，最初講授朱子學等儒學，後來根據需要又加設洋學、國學，同時根據年齡、學習能力設定不同的年級。這些藩校不僅使武士受到教育，其影響也擴充套件到其他社會階層。例如1841年水戶藩創辦的&ldo;弘道館&rdo;，不僅其規模最大，而且成為幕末&ldo;尊王論&rdo;的大本營。除官辦學校外，民間有武士、學者、町人開辦的眾多私塾。例如大阪町人設立的懷德堂，講授朱子學、陽明學，但也出現了批判儒學、主張實用性的學者山片蟠桃。其他著名的私塾還有大鹽平八郎的洗心洞、吉田松陰的松下村塾以及上面提及的大槻玄澤&ldo;芝蘭堂&rdo;、緒方洪庵&ldo;適適齋&rdo;等。另外，民間初等教育機構&ldo;寺子屋&rdo;在19世紀初急劇增加，全日本達到12萬所，其中十分之一在江戶。這些小學校大多由村長、僧侶、浪人武士、富裕的町人經營，通常有20名左右的6‐13歲兒童就讀，學習讀寫、算數等。除上述的教育機構外，還有許多私人教育家，例如提出以&ldo;報德仕法&rdo;振興農村的二宮尊德、主張節儉正直商業道德的石田梅巖&ldo;心學&rd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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