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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932年入校的燕大經濟系學生。
但是，單憑一個司徒雷登，已不能可扭轉當時的大局。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攻佔南京。當時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包括蘇聯在內的許多國家使館人員都撤到了廣州，而一直被視為暗中支援國民黨打內戰的美國大使卻一直堅持留在南京未走。之前，“*代總統”李宗仁派人請父親去，讓他勸司徒雷登趕快撤到廣州去。但父親與司徒雷登的想法是：一旦撤到廣州，便徹底失去了與共產黨接觸的機會。於是，雖然使館大部分人員都已撤往廣州，但父親與司徒先生還有幾個年輕助手一起留在南京。
南京解放後，被派到那裡主管外事局工作的是黃華。黃華原名叫王汝梅，是比較早加入共產黨的燕京畢業生。父親代表司徒先生，1949年5月7日在黃華辦公室與他見了面。後來，黃華又以私人身份到美國大使官邸拜訪了司徒雷登。如今黃華先生已將這一段歷史寫進回憶（注：指黃華1995年所撰《司徒雷登離華真相》），這一歷史時期的中國官方檔案也已經解密，實際上黃華的所有舉動完全是經過*高層領導同意的。
我在北京與黃華還見過面，第一次是我參加“大西洋理事會代表團”，他知道我是誰，他說“我認識你爸爸”。黃華回憶，司徒先生後來又兩次派父親與他密談。父親告訴黃華，在司徒雷登安排下，美國艦隊已於5月21日撤離青島，以後解放軍打到哪裡，美國軍艦就從哪裡撤走。
那時候司徒雷登希望能夠到北平，與周恩來等*高層當面會談。*方面答覆同意他以“燕京大學校長”身份北上，並可安排與*領導人會面，父親當時極力建議司徒先生“先斬後奏”，先到北京與*領導人見面，打破僵局，造成既成事實。但司徒雷登還是決定暫緩北上，等候國務卿艾奇遜的意見再做決定。7月2日，艾奇遜來電，要求司徒雷登須於7月25日以前直接趕回華盛頓，中途不要停留，暫時不要去北平。直到7月20日，司徒還致電國務卿，要求允許他到北平與毛澤東、周恩來會面；但幾天後，他再次接到敦促他回國的電報。1949年8月2日，父親與司徒先生一起，乘坐使館一架小飛機離開南京。
作為一個大使，司徒雷登有他自己的苦衷——他必須對華盛頓負責，司徒先生後來經常跟我們說：I am not a policymaker（我不是政策制定者）。毛澤東發表的《別了，司徒雷登》令全中國人把他當成“美帝”代言人，而蔣介石也發表公開宣告說不歡迎他去臺灣。我相信，像他那樣一個對中國有很深感情的人，在離開中國的最後一刻內心一定極為矛盾而痛苦。
無奈的結局
無論司徒還是父親，在美國都沒有固定的家，剛到美國，他們一直住在飯店裡。
1949年11月底，司徒雷登離開華盛頓去拜訪辛辛那提大學校長，在回來的火車上，他突發心臟病，人事不省，幸好是車上乘務員在早上發現了他，根據身上的證件弄清了他的身份，被立即送到馬里蘭的貝塞斯達海軍醫院搶救。那時父親正好去衣阿華州看望三姐傅海瀾。聽說訊息後，立即趕回華盛頓，每天都陪著他。
傅涇波：追隨司徒雷登44年（6）
我與母親以及父親的一個助手，是1950年2月到美國與父親團聚的。剛到美國，我們一家住在華盛頓的費爾法克斯飯店，3月26日，司徒先生出院後，父親將他接來與我們同住。
父親在美國沒有工作，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照顧司徒先生身上，我們家的生活也不是很寬裕。父親為了更好地照顧司徒先生，1952年拿出他大部分的積蓄，花3萬美元在華盛頓西北部遠離鬧市的第28街買了一幢房子，司徒先生從此跟我們一家一起生活在這裡。司徒先生單獨住在一個房間裡，父親的房間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