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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看到她就繞著走,對此,母親看得開。每天下班,等大家幾乎都*後,哥哥推著腳踏車來接媽媽,媽媽坐在後架上,哥哥把她送到臺基廠北口的公交站,把媽媽送上3路無軌電車,哥哥再騎車緊隨其後,到了美術館,再用腳踏車把媽媽帶回家,那時,她的身體已孱弱不堪。
“*”一開始,媽媽就做好了各種準備。她說,如果我們不能繼續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鄉下去,我可以教歷史,你爸爸可以教語文,總有辦法活下去。媽媽還給全家都做好了棉衣,特別為爸爸做了絲棉褲。媽媽說,你們將來大了,成了家後有孩子還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和你爸爸就喜歡熱熱鬧鬧一大家人團聚在一起,只要我們全家在一起就是幸福的!
可惜,我們再也沒有這種團聚的機會。1968年,哥哥清華大學畢業後到丹東農場鍛鍊,第二年夏天,我歡天喜地地離開北京,到了我們想象中的“革命大熔爐”內蒙古插隊。媽媽那時身體已經很不好,她特別希望我能留下來。但我那時只有16歲,我沒有注意到媽媽略帶哀傷的神情,也沒有意識到,媽媽能留在我們身邊、陪伴我們的日子已經不多。
1970年,媽媽在家裡突然暈倒,幸好探親回來的哥哥及時發現,和爸爸一起把她送到北京醫院急救,第一次腦出血時,我從內蒙古趕回來。虛弱的媽媽看到我,臉上露出由衷寬慰的笑容:“見到女兒病就好了一半!”媽媽恢復得比較好,大家也很樂觀。媽媽從來沒和我談起她的痛苦,也從來不抱怨,每次見到我,她總是慈祥地笑著,緊緊地盯著我,似乎想把所有的愛都留下來?? txt小說上傳分享
我的母親龔澎(9)
再下鄉前,媽媽裝作不經意跟我談過一次“以後”的問題,我知道她是在為萬一發生的情況做準備,這是她的想法:對子女的教育“有生有死”。我一直都記得媽媽說這些話的神情:鎮靜而不哀傷。我相信不是每一個女人,甚至每一個人都能做到這一點的。但我固執地不聽,因為我不相信媽媽會走。每當媽媽嘗試著跟爸爸談及此話題時,她一張口,爸爸就幾乎不能自持,他總是哽咽著說:“達令,我們不談這些,你一定會好的!我們不會分開的!”有一天我恰巧經過病房門口,聽到裡面傳出爸爸一陣陣嗚咽聲,我悄悄往裡看,媽媽與爸爸深情地對望,媽媽依然沉靜,爸爸卻淚流滿面,只是一再地重複那句話:“達令,你不要說了,我們不會分開的,我們永遠也不會分開!”
相反,媽媽和哥哥談得比較多。媽媽太瞭解爸爸了,知道他在情緒低落時,需要傾訴,她希望在自己走後,哥哥能多扮演這樣的角色。她特地囑咐哥哥:“你爸爸很有才華,但在政治上沒有經驗,你一定要多多幫助他??”後來的事情彷彿應驗了媽媽的預感。只有25歲的哥哥抑制著巨大的悲痛,堅強地面對著媽媽最後的囑託。
媽媽是因為一個很小的細節死的—因為便秘,她腦部第二次出血,再次陷入昏迷,靠機器來維持生命。爸爸已經痛苦得失去方寸,還是周總理決定給媽媽做開顱手術,做最後的嘗試。雖然第二天就要訪問朝鮮,但他還是匆匆趕到醫院來探望,看著媽媽失去往日的活力和美麗,他神色凝重。他俯下身來小心翼翼地搭在媽媽枯瘦的胳膊上把脈,搖搖頭嘆息著說:太虛了!後來周總理再次去醫院探望,他說:“我不願看到龔澎這個樣子,看了我就難過??以後我再也不來醫院看她了??”
奇蹟還是沒有發生。昏迷了半年後,媽媽還是離我們而去。對我來說,稍感安慰的是,最後一段時間我一直在她身邊。
周總理沒有去八寶山參加遺體告別,在他記憶裡,媽媽應該永遠是重慶時期身著戎裝英姿勃發的樣子,他不止一次地對母親生前結識的外國朋友們難過地說:“龔澎死了,龔澎死了??”
十幾歲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