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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反腐勇士”是要付出高昂代價的。在會做不如會說、會說不如會拍、會拍不如會塞的社會背景下，在“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只跑不送，平級調動，又跑又送，破格重用”已成為官場常態的環境裡，李萬明在政治前途上無望自不消說，他還必須承受因制裁而帶來的巨大經濟壓力。
李萬明的愛人張安霞是下崗工人，廠里長期發不了生活費。自開始舉報以來，李萬明基本上也就與漲工資無緣。兩個人用李萬明一個人的工資本來還可以勉強維繫，怎奈他要進行的舉報花銷巨大——見到李萬明時，針對移民資金、土地等問題，他已把“舉報信”寫得長達15萬餘字，並14年連續不斷地655次投書舉報。為舉報，他花光了自己的4。8萬元積蓄，還欠下2萬多元的外債。
記者看到過記載他家經濟命脈的那本時間很久卻依舊成色很新的存摺，上邊有七八次業務往來還沒有上千，而餘額只有20元……
最艱難時；他不得不讓愛人張安霞給別人洗衣打掃衛生換錢維持舉報的開支，他甚至在郵局賒帳，用賣血的錢去郵寄材料。
告狀的人或者說“舉報者”在三門峽庫區都是沒有多少通訊自由的。李萬明更不例外，他的信件常常莫名其妙地“丟失”，他的舉報網站被查封，他的電話經常“串線”。為了躲避個別權力者對舉報行動的查卡和攔截，他只好經常到60公里外的西安去列印和郵寄舉報材料，“有關部門”盯得太緊時，他還曾南下數百里，到陝鄂交界處的陝南安康去寄信。
日子在李萬明的記憶中留下的也不完全都是沉重和抑鬱，他的舉報曾不斷被有關領導和媒體關注，並一次次在關中大地乃至全國引起軒然大波。上世紀80年代至今，每過一兩年，他的事或因他“生出的事”都會見諸報端，國務院、中紀委、監察部、水利部以及陝西省的領導，都曾在他的舉報上信留下過“墨寶”，至今，他的舉報連同領導們的那些“墨寶”都已成為一段歷史“躺”在中央、省、市有關部門的檔案室裡接受歲月的檢驗……
總之，在官場，他很上“檔次”——他是全市唯一有中央領導在其“作品”上作過批覆的一般國家公務人員，他是全渭南唯一有“案底”留在北京和西安某些部門的平頭百姓，他也是整個渭南唯一被陝西省委常委會兩次研究討論過的科員級人物。
政治上的“高檔次”卻壓低了他物質方面的待遇——因他長期與移民“同流合汙地攪在一起”，使他在喪失升遷升職機會的同時，在經濟利益方面更是莫名其妙地蒙受著損失——8年前，他是全市唯一有34年工齡而仍是一般科員的“平頭”，在記者幾年前採訪李萬明時，38年工齡的他，每月工資僅僅970元，比少他兩三年工齡的同事少出300至400元左右。
渭南政府個別官員對李萬明進行經濟制裁的配套措施是經常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再偶爾來點“黑牢把戲”——職工會、年終總結、黨員評議會，甚至宣佈單位那幾個因貪汙而判刑的人的問題，都會專門或捎帶著“幫助”李萬明一番。
對這樣的“幫助”，李萬明大多是付之一笑，用沉默應對那些可笑的政治把戲，用沉默表達自己對玩弄權術者最高的輕蔑。
對自己的“舉報事業”他從不沉默，相反，還變得更加頑強而執著——執著到產生了一種“讓神都畏懼的力量”——領導由此有了此人不除，後患無窮的不安。為消除後患，就找個“破壞庫區穩定”的理由將其抓到一個軍事基地關了二十多天的黑牢。
對這一切，他無怨無悔更無畏，走出“黑牢”，迎視著那些幸災樂禍與世態炎涼的目光，他的腦海裡老迴響著一句美國人海明威的名言，“一個人可以被消滅，卻不能被打敗”。他告誡自己：命運可以把你打倒，但它並沒有阻止你站起來。一定要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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