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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被俘，在內戰時的西南戰爭中，他和王陵基兩人是當時被俘的高階軍官中最重要的兩個，所以被俘後，解放軍報和四川地方報紙都大肆宣傳，不少攝影記者去找他拍照片。他當時很牴觸，火氣大極了，對拍照經常採取拒絕的態度。他開始總認為，作為一個統率十幾萬大軍的高階將領竟成了戰場的俘虜，實在不是味兒，所以許多新聞記者找他談話和拍照他都不願意。有次，一個電影攝影師想給他拍幾個鏡頭去放映，他一直不把面部對準鏡頭，一連拍了好幾次都沒有拍成，那個攝影師生氣了，說了他幾句，他更是火冒三丈，叫那個攝影師馬上拿槍把他幹掉，他決不願聽安排，堅持的結果，還是他勝利了。所以他在重慶的幾年中，誰都不敢惹他。後來在戰犯管理所學習時，我卻很驚異地發現他完全改變了，因為他是在1954年便最早送往北京的，真大有&ldo;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rdo;之感。所以他能爭取到在第一批特赦戰犯中得到特赦。可是在下棋方面他還是斤斤計較，不肯讓人，當時在北京戰犯管理所中，誰也下不過他，公認他是&ldo;下棋能手&rdo;。

袁仲虎乃&ldo;批評專家&rdo;

袁仲虎曾在抗日戰爭勝利後，隨同雲南部隊進攻東北解放地區時，一度擔任過營口市市長，營口解放被俘，經過一段短時期的學習，便釋放回到了昆明。他一回昆明，我就叫特務注意他的言行，果不出所料，他回昆明後，便到處去宣傳解放軍如何優待俘虜，如何紀律嚴明等，我便於1949年夏天下命令把他逮捕，關在昆明市警察局看守所內。當時雲南省主席盧漢，因袁的親友向他請求釋放，可是昆明警察局表面上和一般業務上是受雲南地方政府的領導，而局長王巍卻是軍統分子，這一類的公開治安機關都由軍統所掌握，他更得受軍統的領導，特別是涉及到政治性案件，完全得聽從軍統駐各地的單位負責人來決定，省主席也無權釋放政治犯。所以盧漢聽到袁仲虎被警察局扣押，知道問題複雜，不便下命令釋放，而先打電話問王局長為什麼扣押袁？王答覆說，袁是沈醉下命令扣押的，盧便沒有說什麼。當王把盧打電話的事告訴我之後，我也知道，長期關押袁會使盧難作人，我便要王告訴袁，如果釋放他，他不能再宣傳共產黨和解放軍如何好，相反，要按照國民黨的報紙所宣傳的共產黨和解放軍如何壞才行，否則不但把他關押下去，我還準備把他解送到重慶，甚至送到臺灣去囚禁。他當然滿口答應照我提出的條件辦。剛好我有事去重慶，盧漢在得到王巍的同意後，便下令釋放了他。他一出來便大肆宣傳共產黨和解放軍如何壞，有些地方甚至比官方宣傳的共產黨的那一套還要厲害得多，所以雲南和平解放不久，解放軍接收了雲南，成立了臨時的軍事管制委員會，有人便檢舉他，結果又被捉去關了起來，後來也被送入戰犯管理所改造。我從重慶送到北京戰犯管理所時，他也在那裡，兩人獄中相見，自是另有一番滋味。幸好我和他不是同一個學習組，否則舊仇新恨一齊湧上他的心頭，我可得讓他批評三天三夜還批不完。

管理所的制度是採用戰犯互相幫助批評的方法，而不是由管理人員直接來批評犯了錯誤或不好好接受教育改造的人，這樣可以減少一些人的思想顧慮。而袁仲虎一發言批評別人時，他總是先來一句：&ldo;我對某某提點意見。&rdo;這樣先把發言權抓住，不讓別人先發言，他好佔去全部學習時間（半天或一天）。等掌握會場的組長（也是戰犯）同意後，他才慢條斯理地先泡上一杯茶，從從容容地把他平日記下來，某某人的言行記錄本翻出來，一五一十地指出某日某時，某某在吃飯時把飯掉一粒在地上沒有撿起來吃掉，是什麼思想支配？別人的回答當然他不同意，他便會從農民如何辛苦種下糧食和以前國民黨高階軍政人員如何浪費、貪汙等扯到一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