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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將領之外，沒有人能夠冷靜地分析日美兩國實力懸殊，也沒能選擇“國家的生存”這一核心利益，避免戰爭。當時的這一狀況毋庸置疑表現出軍人政治家的侷限性。那些軍人政治家強硬主張“日本勇士能打倒比日本強幾倍、數十倍的敵人”，大和民族依靠“逼迫鬼神哭泣的偉大的”、“世界獨一無二的”、“敵人內心害怕的”精神力量，“能夠獲得最終的勝利”。結果，這一無視實力懸殊的、欠斟酌的戰爭，使國家和國民陷入崩潰的邊緣。
（2）戰後：國際協調為主、重視“國際利益”
縱觀戰後日本的外交，是從以下三個層次展開的：第一，滿足安全層次的需求，這一需求是依靠鞏固日美同盟來實現的；第二，履行作為亞洲國家的一員而承擔的地區義務，從地緣政治安全保障和經濟相互依存的角度出發，透過ODA或直接投資，為“亞洲經濟的發展”作出貢獻；第三，高舉聯合國中心主義大旗，在努力推進“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的同時，確保“通商國家的繁榮”，追求維持並加強自由貿易體制，改革並開放國內的經濟。
從此，我們可以看出，戰後日本的外交姿態是：一方面照顧“國際利益”（或“西方利益”），另一方面重視國際協調，追求國家利益。
反省戰前悲劇，重新定義國家利益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7）
戰前的日本追求狹隘的國家利益，侵略亞洲國家，發動太平洋戰爭，不僅使他國，也使自己也蒙受了嚴重的損失和犧牲。本著反省原則，戰後的日本一貫保持與國際社會的協調，努力推進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
戰後領導內閣時間最長的以保守主流為中心的領導人佐藤榮作主張：“日本在國際社會生存的道路無非是貫徹國際主義。排除狹隘的自我中心主義，在國際社會以相互合作來謀求發展，這是我們應該從過去歷史中吸取的教訓。”正如佐藤所說，戰後，日本一直把國際協調當做外交的根本，從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中尋求實現本國的國家利益。
對國家利益持如上所述的態度，至少在施政方針演說上是持續到了20世紀80年代。例如，1965年佐藤內閣指出，“國家利益歸根結底與世界和平密不可分，因此，應以國際協調為基礎”；1974年田中角榮指出，“追求封閉的國家利益不僅在國際上不適用，還會引起某種災難”；1975年三木武夫又指出，“不可以從狹隘的角度理解國家利益”；1976年三木武夫指出，“國家利益往往被解說成排除國際協調的，單方面、自私的利益主張，但在如今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世界，如此狹隘的國家利益論是行不通的”；1977年福田赳夫指出，“冷靜把握長期性的國家利益，本著國際協調的精神獲得最佳解決”；1983年中曾根康弘指出，“不僅要考慮到日本的立場，還要努力實現與世界和諧相處，這最終將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
由此看來，戰後，歷任內閣採取的方針都是“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從中追求日本的國家利益”。
如前所述，戰後日本正是透過“國際協調”，即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的方式展開外交，確保日本的國家利益的。下面，我將以戰後日本外交中的象徵要素“國際協調”和“國際貢獻”為例，來考察日本外交和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
國際協調
英國著名外交家尼科松認為，外交是“以談判方式處理國際關係”的產物。不過，外交併非針對統一、整體的國際社會展開，而是針對政治體制多樣、經濟發展水平迥異的各個國家；而外交的根本目的無論如何只有一個，那就是實現本國的國家利益。因此，雖說是“國際協調”，但協調的物件——國際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