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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一直都比北部和東部高得多。的確，根據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研究，索納加奇計劃在加爾各答發起時，孟買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經高達51％，而加爾各答只有1％。杜爾巴行動雖然鼓勵使用保險套，但是公共衛生方面的受益，似乎比擁護者宣稱的還有限。
尼可在部落格上批評杜爾巴行動，一位印度人如此回應：
照理說，你算是思想前衛的女性主義者，但當女性真的在性與工作上有選擇權時，你卻經常成了軟腳蝦。
這點一直讓我覺得不可思議。性工作者都想為自己創造安全的工作環境，現在終於有了些進展，你卻利用她們的悲慘故事，把這些當作是反對性工作這個行業的論據，實在叫人不敢恭維。你的立場顯示西方在把棕色面板的野蠻人從他們的宿命裡解救出來方面，是採取男上女下的傳教士姿勢。
許多印度的自由派人士贊同上述看法，但是我們從一些女性那裡聽到了相反的觀點，而她們都擁有在加爾各答的紅燈區長期打擊販賣人口的經驗。其中一位是魯奇拉·古普塔，另一位是娥米·芭蘇（Urmi Basu）。娥米是“新光基金會”（New Light Foundation）的負責人，為目前從事及曾經從事賣淫的娼妓奮戰。魯奇拉和娥米皆表示，杜爾巴行動已成為妓院老闆的“門面”，出於善意支援杜爾巴行動的西方人反而為人販子提供了掩護。
娥米帶我們認識了吉塔·高希。吉塔描繪的索納加奇，跟參加杜爾巴行動觀光旅遊團所見所聞的開明景象有天壤之別。吉塔在孟加拉國的貧窮村莊長大，11歲時，為了逃離施暴的父母，她離開了家。一位朋友的“阿姨”提供了幫助，把吉塔帶去索納加奇，她後來才知道這位阿姨是老鴇。吉塔從來沒看到任何跡象，顯示杜爾巴行動確實在阻擋人販子販賣像她這個年紀的女孩。
起先，阿姨對吉塔不錯，但是吉塔長到12歲時，有一天阿姨幫她梳妝打扮，做了個新發型，換了緊身洋裝，然後把她鎖進一個房間，跟一名阿拉伯客人關在一起。“看到面前這麼高大魁梧的男人，我嚇壞了。”她說，“我一直哭，還跪在他腳邊求他，但是沒辦法讓他理解我。他把我的衣服扯掉，連續一個月，他都這樣強暴我。他要我脫光了睡在他旁邊，他喝酒喝得很兇……那是個痛不欲生的記憶。我流了很多血。”
在索納加奇賣淫的頭三年，吉塔不能踏出妓院一步，完全沒有杜爾巴行動宣稱的人身自由。她不時會被棍棒毒打，還會遭到屠刀的威嚇。
“屋裡有個巨大的汙水排水管。”吉塔回憶，“嬤嬤說：‘你要是膽敢逃跑，我就把你碎屍萬段，丟進這個排水管裡。’”就吉塔來看，杜爾巴行動推行的杜絕人口販賣運動只是騙騙外人的假象。就連當她好不容易獲准站在妓院外頭的街道上招徠客人時，也一樣受到嚴密監視。跟一般的觀念相反，這些女孩並沒有得到像樣的收入，吉塔從來沒有拿到過一盧比的工資。這是奴役，而且還在死亡的威脅下執行。在杜爾巴行動開展之後來到索納加奇工作的其他婦女，也告訴過我們類似的故事。
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在晚上穿過索納加奇時親眼看到雛妓。尼可走訪索納加奇好幾次，佯裝客人進入妓院。他看到許多少女，但是老鴇不准他把女孩帶出去，應該是害怕她們趁機逃走。此外，她們只會說孟加拉語、尼泊爾語或印度語，而尼可不會說這三種語言，無法採訪她們。耶魯大學會說印度語的醫學系學生阿努普·帕特爾（Anup Patel）在2005年做過研究，調查加爾各答的保險套使用率。他發現，在索納加奇，性交的價錢是由顧客與妓院老闆（而非女孩個人）商談的，不僅如此，客人如果多付妓院老闆一些盧比，就有權不使用保險套。女孩毫無置喙餘地。
阿努普參加了杜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