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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養軒結婚，通知了中外親友。後來臨時由於經濟問題解決不了，郁達夫說不去東京了，但又怕我祖父和母親不同意，然後和我商量決定。在2月初，我們就到北火車站附近的小旅館裡去租住了一個多月，到了3月中旬，才又搬回民厚南里居住。不久就在南京路的東亞飯店（原址在現南京東路浙江路的服裝公司）請了兩桌客人，請的是幾個比較接近的朋友，這一次的請客，就算作是我們的喜筵。”
郁達夫一直沒有與孫荃離婚。郁達夫表示過“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就是一定要與王映霞結婚的決心。但是他卻受到了來自鬱家的壓力，特別是兄長鬱曼陀對他的壓力。鬱曼陀憑藉的是法律，曾多次寫信告誡他“這是要犯重婚罪的”，在弟弟的婚姻問題上毫不讓步。郁達夫無奈之下，只能讓自己與孫荃的婚姻繼續存在下去。
而在這種情況下，郁達夫與王映霞只能選擇了低調的婚禮。據學者研究，郁達夫取消東京的婚禮並不是因為經濟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於郁達夫“為了達到既要向王映霞家交待‘已經結婚’，而在世人面前又是‘沒有再婚’這樣一種目的”。
王映霞的同學顧鶴壽夫婦就接到了請帖，而且他們夫婦當時也正在東京，2月21日這天他們到精養軒參加王映霞和郁達夫的婚禮，卻“撲了個空”，然後再寫信問王映霞。郁達夫和王映霞說孫百剛為介紹人，可孫百剛本人卻不出席，只有他夫人出席了他們的婚禮。而且孫百剛在當時自稱反對此事，幾十年後寫《郁達夫與王映霞》（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對鬱、王結合也仍持反對態度。所以，郁達夫與王映霞只能算是同居。
鬱、王同居次年即發生郁達夫因一言不合而突然出走寧波的事，此事最後由郁達夫向王映霞之母寫“保證書”了結。此後郁達夫發脾氣，又多次出走，王映霞說：“郁達夫在外祖父面前是經常寫悔過書的，多寫後就不起作用了。”1932年1月在上海，王映霞“叫郁達夫請來了律師徐式昌，和北新書局經理李小峰，當著眾人的面，郁達夫寫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權贈與書’。律師、書局、和我三方各執一份。”原來，面對郁達夫原配未棄的實況，王二南先生出於對外孫女未來的憂慮，督促鬱將其所有著作的版權，簽署正式的法律檔案贈與王映霞。面對王映霞的要求，郁達夫雖答應並照辦，但卻感到錐心之痛，情愛的馨香居然泛出錢財的銅臭。
1933年春，郁達夫遷往杭州，並擬定居於彼時，魯迅等朋友就勸阻過，魯迅還專門寫過一首詩《阻郁達夫移家杭州》，從許多歷史典故說明杭州險惡。但郁達夫還是把愛巢建在王映霞的故鄉——杭州，可謂愛屋及烏。
1936年初，郁達夫在杭州橫河橋場官弄建成了自己的住房，取名為“風雨茅廬”（現為橫河派出所），共有3間住屋2間書房，佔地一畝一分四厘，共花去一萬五六千元。郁達夫為此負債四千元。然郁達夫一生在此屋內僅居住3次，時間加起來尚不足一個月。這座房屋的房契寫的是王映霞的名字，此後被王映霞出售。
雖然經歷了多次不快，但郁達夫依舊依戀王映霞。為謀生計，他到福建投奔陳儀。一個人在異鄉，郁達夫一直思念王映霞，他於1936年在日記中寫道：“晚上獨坐無聊，更作霞信，對她的思慕，如在初戀時期，真也不知什麼原因。”
鬱、王二人的關係不久便走到了瀕臨劈裂的邊緣。1938年7月5日，郁達夫在漢口《大公報》第四版公然刊登《啟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鑑：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搬去之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達夫謹啟。”
原來此處“某君”即指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的許紹棣，許此時剛剛喪偶，也正攜三個女兒在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