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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崇禎長編》卷四二。
(86)明末河南巡按御史金光宸著《兩河封事》內收有一件題本,其中談到:崇禎八年,明四川總民鄧玘在湖北樊城兵變中被燒死。鄧玘和當時的大學士王應熊同裡,其子文是王的乾兒子。鄧玘的兄弟鄧琳,為了把家眷和蒐括來的財物運回老家,竟由王應熊出面託兵部尚書張風翼題請,藉口把鄧玘的棺柩運回四川,騙取了乘用驛遞從河南淇縣到四川的勘合。勘合上規定只准用馬十二匹、人夫六十名。王應熊卻寫了名貼,讓鄧玘的家丁向沿途州縣強行索取驛馬二十五匹、人夫一百二十三名,超過定額一倍。不僅如此,鄧玘的家人還勒逼驛站窮夫給壓馬錢、折乾銀兩。行經禹州時,勒索折乾銀二十兩。驛站不敢開罪.向州庫借來銅錢十二千。家人未饜所欲,大怒,把兩名驛卒鎖著脖子,打成重傷。內閣大學士和兵部尚書通同作弊,足以說明這種&ldo;整頓&rdo;究竟有多大的實際意義了。
(87)楊士聰:《玉堂薈記》卷下。史惇在《慟餘雜記》中也說:&ldo;餘嘗北上公車,每見赤條寡漢鵠立站頭。候人僱替,一切肩輿重扛,不過十餘錢,即送大地十里餘,謂之招班,得此便苟延一日之命,其窮如此。而秦、晉之間尤甚。故驛遞一裁而此輩無以自活。&rdo;
(88)康熙十二年《延安鎮志》卷二三一,《建置志?驛遞》。
(89)《明經世文編》卷四五四,《郭文毅集》。
(90)康熙十九年《安州志》卷一○,《藝文》。
(91)《潛江舊聞》卷一。毛奇齡《後鑒錄》作&ldo;自稱順天安民王&rdo;。
(92)《後鑒錄》。《潛江舊聞》卷一作&ldo;佩大將軍印&rdo;。
(93)《後鑒錄》。
(94)《後鑒錄》。
(95)康熙二十二年《大冶縣治》卷四,《治忽?災異》。
(96)《明神宗實錄》卷三四五。
(97)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九;《明神宗實錄》卷四二八。
(98)康熙十二年《郯城具志》卷九,《災祥》。
(99)王一中:《靖匪錄》,見《括蒼叢書》第一集。
(100)道光《阜陽縣誌》卷二三,《雜誌?摭史》。
第二章 明末農民戰爭的爆發
第一節 陝西農民首建義旗
在敘述明末農民戰爭的歷史時,人們習慣於以天啟七年(一六二七年)發生在澄城縣的農民起義作為起點。這是可以的。但是,我們也應當指出,這只是選擇了一個具有典型性的標誌,實際上很難說陝西的農民起義是在天啟七年才開始的。崇禎初年擔任陝西三邊總督的楊鶴說過:
&ldo;內地流賊起於萬曆、天啟年間。援遼兵丁陸續逃回,不敢歸伍,因而結聚搶掠,以漸蔓延。不幸邊地亢旱四載,顆粒無收,京、民二運轉輸不繼,飢軍饑民強半從賊,遂難收拾。&rdo;1
楊嗣昌在崇禎十年的一個奏疏裡說得更加明確:
&ldo;流賊之禍,起於萬曆己未(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遼東四路進兵,三路大潰,於是杜松、王宣、趙夢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時河南撫臣張我續、道臣王景邀擊之於孟津,斬首二十餘級,飛捷上聞。於是不入潼關,而走山西以至延綏,不敢歸伍而落草。廟堂之上,初因遼事孔棘,精神全注東方,將謂陝西一偶(隅)不足深慮。不期調援不止,逃潰轉多。饑饉荐臻,脅從彌眾。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rdo;2
楊鶴父子敘述的情況是可靠的,在其他一些史籍裡面可以得到印證。如戴笠、吳殳在敘述陝西農民起義的開始時就明確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