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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能手大賽的人慢慢認識了我們，所以我們拿出看家本事，好讓他們大吃一驚。我們不想使他們對我們的演唱感到厭倦。我們知道變化永遠是好的，有變化才有進步，所以我們從來不怕改變自己。
想要在晚間業餘歌手大賽或能手大賽上憑藉十分鐘裡的兩首歌奪魁，花費的精力就要像準備一場九十分鐘演唱會那麼多。我不能不說，由於毫無出錯的餘地，你在這一、兩首歌上花費的精力比你一旦有幸一口氣接連演唱十四、五首所花費的還要多。這些能手大賽就是我們上的職業教育課。有時候，我們開車到幾百英里之外去唱那麼一兩首歌；因為我們不是當地的選手，我們心裡還得希望觀眾們不至於給我們喝倒彩。我們和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人競賽，其中有儀仗隊員，喜劇演員，還有像我們這樣的歌手和舞蹈演員。我們必須自始至終牢牢抓住那些觀眾；什麼事都不能靠碰運氣。因此，服裝、鞋、髮型，一切的一切都得聽從父親的安排。人們驚異地發現我們真的就像是一群職業歌手。有了這些準備，只要我們像排練時那樣去唱，得獎是不成問題的。即使我們在市裡華萊士中學演唱時，情況也是這樣；他們有自己的歌星和啦啦隊，我們就在他們的後院裡向他們挑戰。自然地方演員總有一批忠實的本地歌迷追隨左右，因此我們一旦進入別人的地盤，形勢是非常不利的。當節目主持人把他的手舉過我們頭頂，示意觀眾有節奏地鼓掌時，我們真想弄清楚，他們是否知道我們比所有其他人付出的都更多。
作為歌手，傑梅恩、蒂託和我們其餘的人總是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我們的經理總是仁慈的提醒我們說：如果詹姆斯·布朗發現他的“著名火炬”小組中有誰漏了一個小節或錯了一個音符的話，他會罰他們的款的。作為領唱，我比別人更不能請“晚假”。我還記得有一次在床上病了一天之後，晚上還是上臺表演來著。儘管我知道我和哥哥們已經熟練到在夢中也能演出的程度了，我還是集中不起精神來。一碰到這種時候，我就得不斷地提醒自己不要去看觀眾中的熟人或是主持人，要不非分散注意力不可。我們唱的歌都是人們從收音機裡聽過的，要不就是爸爸知道的那些老歌，如果你出了錯，觀眾馬上就能聽出來，因為歌迷們知道那些歌曲，也知道什麼地方該唱成什麼樣。如果你想改編一下，那隻能改的比原作更好才行。
我八歲的時候，我們用自己改編的“誘惑”小組的歌兒《我的女孩》（My Girl）摘取了全市能手大賽的桂冠。比賽就在幾個街區以外的羅斯福中學舉行。從傑梅恩用低音貝司奏出第一個音符，吉他手蒂託第一次急速的撥絃，直到我們五個人的合唱結束，觀眾們就站著聽完了全曲。傑梅恩和我交替著演唱，與此同時，馬龍和傑基像陀螺似的飛速旋轉。最終當那個迄今為止我們得到的最大的獎在我們手中來回傳遞的時候，感覺真是妙極了。結果，它像一個嬰兒似的躺在汽車前座上。我們和爸爸一道回家時，他說：“看了今晚這樣出色的表演，他們沒辦法不把這個大傢伙發給你們。”
我們現在是加里的冠軍了，下一個目標就是向芝加哥進軍，因為那裡有最穩定的工作和方圓幾百裡之內最好的歌曲。我們迫不及待地規劃未來的藍圖。爸爸的演唱小組唱過芝加哥的馬迪·沃特斯和“嚎狼”小組的曲目，但他明智的看到，那些更歡快的、超一流的音樂才更能投我們所好，給予我們的才更多。我們是幸運的，因為並非所有像父親這樣年紀的人都能像他那麼瞭解行情。事實上，我們認識一些音樂家，他們認為六十年代的音樂對他們那麼大年紀的人來說是有失身份的。可父親不這麼看。他一聽就能分辨出那些極妙的唱法，甚至他會和我們講他見到了加里的“斯帕尼爾兄弟”演唱小組的事兒；這個小組的成員是一些義大利移民，他們成為明星時歲數比我們也大不了多少。當“奇蹟”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