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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前，英國駐聖彼得堡大使剛剛警告說，俄羅斯太強大了，“我們必須留住她的友誼，幾乎可以不計代價”；現在他又發來意思更加明確的電報，他說，不列顛的地位岌岌可危，英國不得不在支援俄羅斯和“放棄她的友誼”之間做出選擇。“如果我們現在捨棄她，對我們而言極其重要的、與俄羅斯在亞洲的友好合作”將不復存在。
沒有第三條路可選。正如俄國外交大臣在7月底時所明確表示的：儘管他在不到兩週之前曾經保證，俄羅斯“沒有任何侵略目標，也不會採用武力奪取任何東西”，但前提是盟友們必須在決斷時刻站在俄羅斯一邊。他警告說，如果不列顛現在保持中立，“就等同於自殺”。這是對英國在波斯甚至是整個亞洲利益的毫不掩飾的威脅。
隨著“七月危機”不斷升級，英國官員開始公開談論和會、調停和保衛比利時的主權。但是木已成舟，不列顛及其帝國的命運取決於俄羅斯的決定。這是兩個偽裝成盟友的對手，儘管兩國並沒有試圖疏遠或激怒對方，但是命運的鐘擺已經從倫敦盪到了聖彼得堡。關於這一點，沒有人比訊息靈通的職業外交官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知道得更清楚了，這段日子裡他經常失眠，祈求上帝的保佑。薩拉熱窩刺殺事件已經過去了十天，戰爭的齒輪已經就位，他坐在星空下的臺階上對他的秘書說：“未來屬於俄羅斯。”
1914年時，這一未來到底會涉及到什麼尚不清楚。俄羅斯的強大很具欺騙性，因為它仍然處於社會、經濟和政治轉型的初級階段。由於頑固保守的當權派對改革呼聲視而不見，1905年的一次恐慌幾乎使這個國家爆發徹底的革命。俄羅斯對外國資本的依賴非常嚴重，外來資金幾乎佔了1890年至1914年間新增投資的一半，而這些投資都建立在和平和局勢穩定的基礎上。
大規模的轉型需要時間，並且伴隨著痛楚。如果俄羅斯保持冷靜並且選擇一種對抗性不那麼強烈的方式來支援它的塞爾維亞盟友，它的命運，以及歐洲、亞洲甚至北美的命運，都將完全不同。事實上，維多利亞女王早在數十年前就已經預見到了1914年的對決時刻：她說，每件事都可以歸結到“俄羅斯和不列顛在全球的霸權問題”上。英國無法承受讓俄國失望的後果。
於是，就像一場噩夢般的象棋比賽，每一步都是壞棋，終於把世界拖入了戰爭。當最初的勝利喜悅和沙文主義讓位給無法想象的大規模悲劇和恐怖後，人們開始改變對過去的敘述，將這場戰爭描述成德國與協約國之間的鬥爭，一場前者的罪惡和後者的英勇之間的較量。
有關德國侵略和協約國正義之戰的故事深入人心。人們需要給出解釋，為何一代生機勃勃的年輕人和他們的未來會遭到拋棄；為何要犧牲掉像帕特里克？肖？斯圖瓦特（Patrick Shaw Stewart）這樣的傑出人物，他在中學、大學和商業上的最高成就曾經震驚了同齡人以及和他通訊的戴安娜？曼納斯（Diana Manners）女士，他在給後者的信中引用了大量的拉丁語和希臘語詩文；或者，為何那些工人階級的男人們要和他們的朋友組成“兄弟營”（Pals Battalion）並肩戰鬥，然後在1916年索姆河攻勢的頭幾個小時內就被消滅殆盡；亦或者，為何全國各地都要豎起刻著為祖國獻身者名字的戰爭紀念碑——它們能夠記錄陣亡者的姓名，卻不能記錄那些因他們的去世而籠罩在城鎮和鄉村上空的死寂。
因此，一些歌頌這些士兵、讚美他們的勇氣、向他們的犧牲致敬的感人說辭開始湧現而出。溫斯頓？丘吉爾在戰後寫道，英國軍隊是歷史上最了不起的軍隊，每個人“不僅被愛國精神所鼓舞，而且普遍堅信人類的自由正受到好戰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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