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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挺進,引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戰爭恐慌,但殊死之戰並未出現。然而,這些行動導致的長期敵視和對立,其影響一直蔓延到印度洋、紅海和波斯灣。
奧斯曼帝國信心十足,為強化它在亞洲的商業地位投下重金:建立海外貿易代理網路,重修、加固眾多城堡以確保地中海、紅海和波斯灣海上運輸的安全。從波斯灣經巴士拉到黎凡特的各條公路保障了貿易的暢通無比、安全快捷,就連葡萄牙人都開始逐漸使用這條通道,用於和里斯本之間的交通往來。
這對通常用武力來對抗葡萄牙的奧斯曼來說,真是有點不可思議。1538年,奧斯曼向印度西北部的第烏港(Diu)發起了大規模進攻,隨後還連續襲擊葡萄牙的艦船。其中一位奧斯曼艦長名叫賽菲爾(Sefer),他在16世紀中葉憑藉一系列成功獲得了鉅額的財富。奧斯曼“盡享葡萄牙的戰利品,如今已變得越來越富有”,一名歐洲船長這樣說道,並詳述了塞菲爾的船隊變得如何發展壯大,如何憑藉幾艘小船取得巨大的成功。“他究竟還能給我們帶來多少麻煩?究竟還想把多少財富運回家鄉”?奧斯曼顯然是一個難以對付的敵人。據另一位觀察家在1560年的記載,每年都有幾百萬磅的香料運抵亞歷山大港,“難怪運往裡斯本的貨物變得那麼少”。
到了這一時期,香料貿易的利潤已經開始慢慢回落。所以葡萄牙人開始把投資從香料轉向其他商品,特別是棉花和絲綢。這一轉向在16世紀末令人矚目,此時的紡織品正以前所未有的數量運往歐洲。某些當時的評論家認為(當代學者也表示認同),導致這一結果的是插手香料貿易的葡萄牙政府高層的腐敗,以及許多來自皇家的錯誤決策:不僅徵收高額的進口稅,而且在歐洲建立了一個效率很低的物流系統。奧斯曼帝國的成功給葡萄牙以及周邊地區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稱霸印度洋的關鍵在於誰能從賣往歐洲的商品中爭取到最大的稅收。奧斯曼順利地從中分得了不小的份額。紅海、波斯灣和地中海港口的物流不斷增加,君士坦丁堡中央銀行的收入也與日俱增(儘管國內需求的增加同樣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整個16世紀,人們的年收入均有大幅度增長,這不僅促進了城市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狀況,也讓鄉村煥然一新。
黃金時代的黎明並不只屬於歐洲。從巴爾幹半島到北非,大規模建設工程在整個奧斯曼帝國紛紛上馬,而支撐這些專案的則是越來越多的關稅收入。許多極負盛名的輝煌建築都是由蘇萊曼大帝(Sultan Sulaymān the Magnificent,1520—1526年在位)——這位大帝的名號本身就是當時時代精神和富裕的象徵——時期的首席建築師希南(Sinān)所設計。希南建造了80多座清真寺、60多所伊斯蘭學校、32座宮殿、17家救濟所和3所醫院,還有在蘇萊曼大帝及他兒子的統治時期設計的多座橋樑、水渠、澡堂和倉儲貨棧等建築。賽裡米耶清真寺(Selimiye)建於1564年至1575年間,坐落在今天土耳其西北部的埃迪爾,是建築學和工程學上的輝煌成就,“值得人類膜拜和敬仰”,當時人說。它同時還是一個宗教野心的宣言:“世人們”認為,我們不可能“在伊斯蘭的土地上”建立一座像聖索非亞大教堂那樣偉大的建築,埃迪爾的清真寺證明他們錯了。
在波斯,類似的輝煌建築同樣拔地而起,同時還發展出了完全可以與歐洲文化繁盛時期相媲美的視覺藝術。一個新帝國於15世紀初帖木兒去世之後在大汗的領土上突然崛起,它就是薩法維(Safavid)王朝。到阿拔斯一世大帝(Shah ?Abbās I,1588—1629年在位)時,帝國的國力達到了頂峰。大帝目睹了伊斯法罕(Isfahan,今伊朗中部城市)令人驚歎的重建過程:根據精心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