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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石油財團，這讓聽到訊息的俄羅斯人大為光火。由左翼軍人組成的伊朗人民黨（Tudeh Party of Iran）開始煽風點火，他們的改革、重新分配財富和現代化的綱領得到了莫斯科的大力支援。為了表示支援，蘇聯承諾將在局勢最為緊張的時候派軍隊到大街上，以保護數千名的示威者。看到蘇聯似乎可以為所欲為地使用武力，而且導致協議被迫取消，很多外國勢力都難以接受。於是，蘇聯對外關係部副部長、兇悍的謝爾蓋？卡夫塔拉澤（Sergei Kavtaradze）受斯大林指派來到德黑蘭，他警告說，惹怒蘇聯的後果很嚴重。
該事件最終以極富戲劇性的結局收尾，負責收場的是精明善辯、手段高明、能夠熟練把握時代潮流的政治家穆罕默德？摩薩臺（Mohammed Mossadegh）。英國官員這樣描寫道：“他看起來很像一匹拉車的馬。他有些耳聾，因此在傾聽時表情緊張或者沒什麼表情。他在談話時與人的距離是六英寸，並且散發著輕微的鴉片臭味。他的發言常常很囉唆，並且給人一種與世無爭的印象。”外務部檔案還援引了《觀察家報》（Observer）對摩薩臺的描述：“一個老派的、彬彬有禮的波斯人，不吝於鞠躬或握手。”後來的事實證明，英國人嚴重地低估了他。
1944年底，摩薩臺開始在議會上提出一個觀點，即伊朗不能也不應該被國外列強操縱或脅迫。當年諾克斯？達西公司獲得特許勘探權以及英伊石油公司（前身是英波石油公司）的所作所為，就是伊朗領導人立場不夠堅定的後果。他說，伊朗幾次三番地遭受欺騙和利用，充當競爭利益者的馬前卒，這對伊朗人民一點好處都沒有。將選擇權交給與伊朗做生意的人，這種做法大錯特錯，他呼籲：“讓我們和所有希望購買石油的國家進行談判，為了國家的解放而努力。”
摩薩臺說出了很多人很久以來的不滿：自己國土下埋藏的財富卻只給伊朗人帶來了非常有限的好處。事實確實如此，例如在1942年，英國政府從英伊石油公司的業務活動中收取了660萬英鎊的稅金，而伊朗政府拿到的特許授權費卻僅僅是這一數額的60％。到了1945年，這一差距變得更加明顯：倫敦的財政部從該公司獲得了高達1600萬英鎊的稅金，而德黑蘭得到的數字是600萬英鎊，僅比英國的三分之一多一點點。一位見多識廣的英國觀察家指出，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比缺乏物質補償更嚴重的是國格和民族尊嚴的喪失”。
“不過很少人認識到這一點。”這位名叫勞倫斯？埃爾韋爾？薩頓（Laurence Elwell…Sutton）的觀察家承認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他曾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習阿拉伯語，之後進入英伊石油公司工作。埃爾韋爾？薩頓是一位熱愛波斯文化、很有天賦的語言學家，英伊石油公司員工對待當地居民的方式讓他目瞪口呆：“很少有歐洲人願意花時間去關注波斯人，他們把當地‘土著’看作是骯髒、古怪的奴隸，也許只有人類學家才會對這些人感興趣。”這種“種族歧視”註定會招致災難：“除非讓這個民族消失，否則消失的就是這家公司。”
既然如此，便不難看出摩薩臺等改革家們背後的動力了。歐洲帝國的時代早已開始逐漸褪色，這一變化在伊拉克相當明顯，因為連格特魯德？貝爾都意識到“獨立”並不在英國人要送的禮物清單上。在伊朗和其他地方都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脫離國外統治和影響力的要求，並且隨著戰爭的進行越來越強烈。因此，當英帝國的絲綢之路瓦解後，他們也不得不後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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