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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期間，被大會指定為南昌起義委員會委員。在關於南昌起義的研究會上，作《南昌暴動始未記》的報告。簡要地敘述了南昌起義的經過，總結了起義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著重指出沒有形成共產黨對軍隊的堅強領導，沒有對部隊實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沒有把軍事鬥爭與工農運動結合起來，是南昌起義&ldo;根本的弱點&rdo;，同時指出了作戰指揮不統一、組織紀律鬆散、財政政策動搖不定等方面的問題。
8月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1929年37歲
春跟同學屈武交談國內革命鬥爭情況，認為毛澤東、朱德依靠農民、武裝農民，走紅色割據的道路是完全對頭的，表示很想立即返回國內，同毛澤東、朱德一起戰鬥。
1930年38歲
7月底由蘇聯經東北迴國，到達上海，被委任為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
8月在中共中央負責人李立三部署南京、武漢等中心城市的暴動工作時，委婉地建議應放棄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較強的東方發展，而改向他們統治較薄弱的北方發展。同時提醒李立三即使中心城市暴動成功也很難鞏固，象南京，據提供的力量計算，最多&ldo;可固守一個月&rdo;。但這些意見未獲採納。
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武漢任中共中央長江局軍委書記兼參謀長。在長江局主席團會議上，傳達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對長江局工作的指示，停止了武漢暴動的計劃。
9月24日至28日由武漢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協助周恩來處理中共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31年39歲
協助周恩來舉辦短期軍事訓練班，訓練中共盛特委負責人和中央機關幹部，增強他們開展武裝鬥爭的能力。負責為訓練班講授暴動方略和遊擊戰、運動戰戰術。
為中共中央軍委翻譯了《蘇軍步兵戰鬥條令》，校譯了《蘇軍政治工作條例》、《遊擊隊怎樣動作》等材料。這些材料發到各革命根據地，促進了中國工農紅軍的早期建設。
1932年40歲
1月由上海經香港、汕頭轉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任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
2月l日主持紅軍學校第二期開學典禮。
5月組織教員編寫教材，提出編寫戰術教材的根據是：目前紅軍的編制、現在的火器裝備、紅軍作戰的物件，學員的文化程度、作戰區域的地理條件，以及數年來開展遊擊戰爭所取得的寶貴經驗等。
5月25日向中革軍委發出紅軍學校的工作報告，強調學校的訓練要緊密聯絡戰鬥實際，不能本本主義地全套應用蘇聯紅軍的戰鬥條令和軍事教程，而反動的軍隊的典範和教程，更不能照搬照用。
6月6日奉中革軍委命令，兼任瑞金衛戍司令。
10月發表《永陽戰鬥》一文，介紹了紅軍地方部隊結合遊擊隊，在永陽地區徹底、乾淨地殲滅國民黨正規軍1個團的模範戰例，總結了這一仗的成功經驗，在於對敵採取了先疲後打，突擊與包圍相結合的正確戰法。
10月3日至8日列席中共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支援了中央局多數人不同意毛澤東留在前方指揮的錯誤意見。
10月10日主持召開紅軍學校第三期畢業典禮，並發表了講話，鼓勵學員把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帶到紅軍中去，改進紅軍的工作，創造鐵的紅軍，以英勇戰鬥的精神領導紅軍戰士去消滅敵人。
10月中旬調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
1933年41歲
2月至3月協助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指揮中央革命根據地第四次反&ldo;圍剿&rdo;，在黃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