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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列強和戰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而奕劻卻不發一言。當天散值後，袁昶又找到奕劻、載漪和榮祿，陳述&ldo;招撫拳會&rdo;政策之不可行，聲稱&ldo;即使洗剿東交民巷，戰勝外兵，然開釁十一國，眾怒難犯，恐壞全域性&rdo;。載漪聽後&ldo;甚怒&rdo;，而奕劻&ldo;神色沮喪，無所言&rdo;。（註：《義和團》第一冊，第337338頁。）胡思敬在《驢背集》中評論當時關於和戰剿撫之爭時，說奕劻、榮祿、王文韶是&ldo;惡匪黨而不敢直言&rdo;。面對載漪咄咄逼人的氣勢，奕劻沉默了。6月17日，慈禧再次召開御前會議，討論和戰事宜，奕劻又沒有表態。6月18日，慈禧召開第三次御前會議，&ldo;籌議和戰&rdo;。會上，慈禧批准載漪請攻使館之議。連平時不怎麼發表意見的王文韶，都以&ldo;一旦開釁，何以善其後&rdo;之言出來反對，奕劻仍沒有表態。當天，清廷決定派大學士徐桐、戶部尚書崇綺，會同奕劻、載漪及軍機大臣會商有關&ldo;京師軍務&rdo;一切事宜。（註：世續等：《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64，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6月19日，慈禧召開第四次御前會議，決定對列強宣戰。
儘管奕劻&ldo;剿團和洋&rdo;的主張是一貫的，但在清朝統治集團決策過程中，奕劻並沒有作為主剿派的領袖站出來。這除了對載漪和義和團的恐懼之外，和奕劻本人的性格是相一致的，他圓滑、巧詐，城府很深。他決不會像徐用儀、許景澄、袁昶等人那樣，冒著殺身之禍，去拼命直諫，特別是看到慈禧戰意已決，已經聽不進&ldo;剿團和洋&rdo;的意見，在他看來，一味蠻幹，於事無補。他更不想去據理力爭，而是保持暫時的沉默，等待時機。但在私下奕劻仍然堅持他的&ldo;剿團和洋&rdo;主張，並做了一些牽制頑固派的事。當然，只要稍有壓力，他就知難而退，又回到了沉默之中。6月15日，即第一次御前會議的前一天，袁昶上書奕劻，指出義和團&ldo;實屬罪大惡極&rdo;，應&ldo;高懸賞格&rdo;，&ldo;格殺勿論&rdo;。奕劻當然是同意袁昶的觀點的。當慈禧決定處死袁昶、許景澄以及立山、聯元、徐用儀等五大臣時，奕劻無疑也是反對的，然而，他並沒有採取積極措施去營救。《高枬日記》稱：7月25日處決袁昶、許景澄前，榮祿求情沒有獲準，就去找奕劻一同再去。奕劻說：&ldo;我與若等耳，你求不行，我安能行者？如欲獲準，非徐（桐）、崇（綺）一言不可。&rdo;奕劻明哲保身，圓滑處世的性格暴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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