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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想顯一顯身手。可是，怎樣幹才是值得的呢？我在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就是作家的職責到底是什麼。作家對於時代，應該是一面鏡子；作家對於讀者，應該是一個良友；作家對於妖孽，應該是一把尖刀；作家對幹明天，應該是一隻雄雞。江湖騙子和為虎作悵的人，難道能留下什麼好東西嗎？糊裡糊塗，行為盲目，也很難設想能勝任人民的重託。於是我想幹一點本來應幹的事情，按照應盡的職責來幹。這個職業是高尚的，同時也是危險的。亙古以來，有多少舞文弄墨的人曾經遭遇不幸？又想幹這一行，又要絕對保險，恐伯也難做到。除非你不打算盡職，既要盡職，便不能算好了命再來。我就是這樣決定按真實面貌來描寫&ldo;文化革命&rdo;的。真實就是科學。科學是真正的硬漢子，它不屈服於任何邪惡勢力。&ldo;四人幫&rdo;拼死掙扎，想叫歷史朝著反科學的方向發展，終歸慘敗。歷史是按科學的方向前進的，我寫《將軍吟》也基本上是抱著科學態度的，所以就發生了巧合。看起來是巧，其實全在規律中。哪怕歷史一時走了彎路，大方向總是不會變的，這種巧合遲早會發生。
怎樣才能寫得真實？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真實標準。我們都是那場運動的參加者，都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具體的角色。每人看到的事實不同，會形成不同的是非觀；每人所處的地位不同，會產生不同的好惡感。我知道自己的眼界十分有限，而要從事創作，眼界是不能過於狹窄的。胸懷要容得下更大的世界才好。我從1972年開始，就對親身經歷過的那場運動從正面、反面和側面進行回憶與思考，也從正面、反面和側面重新認識記憶中的種種人物。橫觀全國的大局，縱觀歷史的由來和趨向，謹慎地尋找我所要寫的主題，堅定寫作的信心。我經常提醒自己，要儘可能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想起過去的幼稚舉動來，經常覺得好笑；想起那時曾經愛過的、恨過的、景仰過的、同情過的種種人物來，他們的形象都變得複雜些、全面些了。有時為彭其著想，有時又為江醉章著想，有時假定自己是陳鏡泉，會怎麼樣？像範子愚那樣的人，他自己死於並不明白中，活著的人們應怎樣看待他？胡連生是可愛的，但他這類人物的存在，過去、現在和將來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我把那些人物一個個搬到歷史的和時代的透視鏡面前，反覆照射、檢視，像嚴肅的醫生一樣，做出儘可能準確的診斷。好在時間充裕，從開始產生想法到寫完初稿，經歷了五個年頭。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達到真實。我想，越是接近真實，作品的生命力就越強。這大概可以作為一個經驗記在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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