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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整日抱著經典遵守綱常之徒，才真正偏離了儒家初衷。儒家倡導的&ldo;學而優則仕&rdo;就是教育人要有服務精神，用一定道德規範來修身，最終歸宿還是治國平天下。
當時不少言官確是隨聲附和，投機鑽營。耿定向等人則非，主少國疑之際，需要一個權威強力控制局勢，於內輔弼幼主，在外調動百司，號令群僚。支持者無非著眼於國家大局，挽留首輔，卻招來自詡為&ldo;君子&rdo;的&ldo;道學家&rdo;側目。
反觀反奪情之人，雖然遭受酷刑，卻毫無怨言，反而認為是至高無上的光榮，整個士大夫階層，也藉此認為他們是道德的楷模，君子的代表，體現出中國文人的錚錚鐵骨，究其內情令人唏噓不已。
遙遙不歸路
時過二百餘年，清代著名文史學家袁枚也和朋友討論起前朝這件轟動一時的首輔奪情事件。
袁枚頗為反感明代士人矯情做作的風氣，他在《答洪稚存書》中這樣給洪亮吉剖析明代士大夫喜好沽名釣譽的陰暗心理：&ldo;史稱江陵相萬曆，二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充實，有霍子孟、李贊皇之遺風。然則中行果有愛國之心，方宜留護，為賢者諱過可矣。而中行不但不諫其師，並欺蔽之，使不知其過而突出其不意、以相攻擊，其心術尚可問乎！&rdo;
古時師生之誼，情同父子。袁枚認為，這位受到諸多門生接踵背叛、反覆打擊之後的內閣首輔，精神上迭受重創，他自忖&ldo;大名已裂，狀如被逐，剛愎之性，遂至倒行而逆施&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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