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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位文化人類學者，我跟考古學家魯赫瓦蘇倫（khlkhagvasuren）博士密切合作。他接觸過非常多的資訊，這些資訊是由他的導師、蒙古二十世紀最傑出的考古學家珀理博士收集的。逐漸地，透過魯赫瓦蘇倫，我認識了其他的研究者，他們花了多年的時間秘密工作，並且，幾乎無一例外地獨自進行研究，他們既不能寫下也不能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奧&iddot;普列夫（opurev）教授，是一位共產黨員，作為一位黨史的官方研究人員，他曾利用自己的身份來研究蒙古薩滿巫師的行為習慣，並以此為線索來指導解讀《秘史》中的隱含含義。蒙古軍方的薩格達（khshagdar）上校，利用他在莫斯科駐紮的身份，將《秘史》中所描繪的成吉思汗的軍事策略和軍事勝利，跟俄羅斯軍事檔案檔案中的記載進行比較。蒙古政治學者勃得&iddot;額爾登尼（dbold-erdene），分析了成吉思汗在獲取權力過程中所使用的政治技巧。所有研究成果中最充分細緻的，要數地理學家蘇赫巴託爾（osukhbaatar）的工作了，他為尋找成吉思汗的歷史，穿越整個蒙古地區，行程超過一百萬公里。

我們的小組開始合作。我們將來自十二種語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字，跟《秘史》中的記載進行比較。我們展開地圖，討論不同文獻和早期分析的準確含義。毫不令人驚訝，我們發現了大量的差異和無數的矛盾，使得它們難以一致。很快，我發現蘇赫巴託是一位拘泥字義的人，一位極端的經驗論者，他認為《秘史》中的每個說法都是真實的，並且他還一直力圖透過科學的證據來證明它。但普列夫認為《秘史》中的歷史都不能從字面含義去認識。按照他的觀點，成吉思汗是歷史上最有權勢的薩滿教士，該文獻是以象徵的方式來記載他所達到那種地位的若干神話的原稿。如果它被破譯，那將再次提供一幅薩滿教士征服並控制世界的藍圖。

從我們的合作一開始，事情就變得很明顯：如果沒能找到事件發生的地點，我們就無法理清相互對立的各種觀點和解釋。每份文獻的最終檢驗，就是要將它放到事件發生的實際地點上去。書本可以撒謊，但地點從不會騙人。有關主要地點的快速而又詳盡的觀點，回答了一些問題，但也提出了更多的疑問。我們認識到，不僅一定要找到正確的地點，而且一定要熟知那裡發生的大事。天氣合適的時候，我們必須到那裡去。在那年的不同季節中，我們不斷地往返於那些相同的地方。那些地點散佈在橫跨數千平方英里的山水之間，但對我們研究來說，最具意義的地點卻分佈在神秘的、難以接近的地區，那一地區自成吉思汗去世以來，一直都被封閉著。由於成吉思汗的遊牧生活方式，我們自己的工作也成了一種逍遙學派式的課題專案，一種移動的，而不是僅僅停留在一個地方的考古學。

衛星照片顯示出一張沒有大型道路的蒙古地形圖，然而卻有數千條小道縱橫交錯，穿越戈壁，橫跨山脈，似乎通向草原的每個方向；然而，它們都終止在限制區‐‐霍洛‐‐的邊緣地帶。進入成吉思汗的家鄉需要穿越一塊緩衝區，那一地區曾被蘇聯佔領並設防，不讓任何人靠近。當他們撤離蒙古的時候，蘇聯人在那裡留下一幅四處散佈著軍用品的超現實主義風景圖：坦克的金屬殘骸、損毀的卡車、被拆卸的飛機、失效的炮彈和未爆炸的啞彈。怪異的水氣和奇特的霧，縹緲其間。扭曲的金屬雕塑品聳立在那裡，有幾層樓高，陌生的建築遺蹟不知曾是做什麼用的。坍塌的建築，曾安裝著秘密的電子裝置；現在蹲在滲透著油漬的沙丘中間，已空無一物。陳舊武器序列的裝備遺棄在滿目瘡痍的整個草原上。一池池黑暗神秘的不明化學藥品，在陽光下可怕地晃動著。不知來源的發黑殘骸，漂浮在汙濁的液體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