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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我帶作品的華君武我也沒見過。我見過白雪石，那時候他幫我把這事辦成以後，我還送給他一個禮物——我們廠生產的尼龍絲襪子，很便宜。我記得我買了兩打送給他，一打3塊錢，當時老頭沒要，就給了他女兒，也不知道人家用沒用。
同時，張藝謀也承認，剛入學那陣，他在學校裡抬不起頭來，他覺得難以承受這種壓力，想逃回西安去。
有關這些壓力，張藝謀寫給肖華的信中並沒有談及。肖華說：“張藝謀到北京之後很快來信詳細講了北京電影學院的情況。信中不厭其煩地介紹了學校的食宿、課程，同時也告訴我他們班同學中有許多名人子弟。學校還給每人發了一架海鷗相機，到學校半個月就看了五六部參考片。得意之情，溢於言表。信中還對我的工作和生活提出建議，要我設法調回西安。”
從肖華這段講述可以看出，張藝謀雖然有些困惑，總體來說，還是非常興奮的。在那個時代，能夠看到參考片是一種身份象徵，“文革”期間那可是高幹和高幹子女的專利，普通人是絕對看不到的。不僅如此，大學生這個名頭，在當時也是高人一等呀。能夠攤上這樣的好事，受點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再說，在這裡可以系統地學習，又可以接觸到很多人，對於如飢似渴的張藝謀來說，獲得的一切足以抵消那一點點不快。
儘管肖華表示，對於他們的愛情她是有信心的，可實際上他們之間的距離正在一步步地拉開。肖華的父母畢竟是南下幹部，若說將一個子女調回西安工作應該還是有能力的。但肖華卻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改變現狀，她看上的是廠職工學校的英文老師這一職位，也確實透過努力獲得了這一職位。
肖華也承認：“張藝謀去北京上學半年之後，和以前相比最明顯的一點改變就是特別關心起我的衣著和容貌，這種關心幾乎到了事無鉅細、一概過問的程度。1978年寒假裡我曾告訴他，我準備做一條藍褲子，由於忙於別的事，做褲子的事就擱置了下來。開學他回北京後，幾乎每封來信都提這件事，要我把褲子做得時髦一些：
不再戀愛（2）
“寧長勿短”，他強調褲子一要臀部包緊，二要長及腳面（當時正流行喇叭褲）。他認為衣服要少而精，標準是穿著好看。有一次他在北京市面上碰見一種春秋上衣，認為很不錯，因為沒錢買，就在信中詳盡地描述了這件衣服的樣子，還附上正面、反面圖樣。在他看來，大眾化的衣服沒有多大意思，穿衣服一定要有獨特性，自己穿的別人很少穿，才能顯示個性。我所處的工廠、學校是在鄉間，教師要為人師表，我不敢走得過遠，所以就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這使他有些惱火，說我思想僵化，不能欣賞美，負了他的一片苦心。有時候措辭十分尖刻，我不由得感到委屈，感到傷心。
我這樣地愛他，為了他能上學有所作為，我甘願一個人嘗受孤獨寂寞之苦。為了他在學校裡生活得好，在同學的面前不顯得緊巴、寒酸，我傾其所有，而他卻刺傷我，我隱隱感到他對我正在失去興趣，開始變得冷淡起來。我為自己的處境流淚了。我在給他的信中流露出了這種情緒，誰知他卻大發雷霆，說我的多疑影響了他的情緒，指責我不理解他，是個需要別人安慰的“小孩子”。像這樣的小摩擦，時有發生，很折磨人。
肖華暗想，或許是因為距離才這樣，如果兩人能夠在一起，這些小矛盾自然就沒有了。1979年暑假，她決定去一趟北京。恰好兩個玩得來的女友也很想去北京，因此約好一起去。肖華將此事寫信告訴了張藝謀，沒想到張藝謀非常惱火，馬上回了一封信，責怪她做事太欠考慮。他說，你們3人來京，若一同住在肖娜（肖華的姐姐）家，正值暑期，住宿非常不便；這尚且不談，我要同你們一道出去，但我卻在城裡沒地方住，難道我大熱天每天往返百里不成？再說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