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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於1936年7月24日到達西安，8月8日到中央所在地保安。他向中央作了匯報後，中共中央於9月1日發布了《關於遏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把抗日反蔣改為逼蔣抗日。8、9月間，潘漢年曾兩次奉命到西安，遵照中央指示，把與國民黨談判的方針和張所關心的共產國際對中國抗日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態度告訴了張學良。
10月，潘漢年到上海與國民黨繼續談判。他在赴滬途中把有關致國民黨的信在浦口交張沖轉交，到上海後，他以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身份開展統戰活動。首先會見宋慶齡，面交了毛澤東致她的信，取得了宋慶齡對中共工作配合和協助的允諾。接著，又將毛澤東致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鄒韜奮等人的信交給了他們，並與原中央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如徐強、李雲等取得聯絡。在此時期，潘漢年以談判為主，也領導支援了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委派潘為中共談判代表，由他直接和國民黨方面進行談判。
11月10日，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會見陳立夫，正式轉達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國共兩黨抗日協定草案》的停止內戰、聯合抗日、釋放政治犯、開放言論自由等八項條件，並希以此為談判基礎。陳立夫代表蔣介石提出國共合作的條件：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紅軍目前可保留3000人;師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量才錄用。他還說，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潘漢年當即嚴肅指出：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蔣先生大概誤以為紅軍已到無能為力的時候。陳立夫急忙轉了話題說：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可否請周恩來先生出來一次，蔣答應願和周面談。他要潘不把蔣的條件向中共中央報告。潘立即回答：如不把貴黨的條件報告，僅說蔣願見周，豈不是要我騙他出來?暫時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的。
對於這次會談，潘漢年向中央匯報後，中央正式復電：(1)彼方條件如使紅軍無法接受，恩來出去無益。近日蔣先生猛力進攻紅軍，不能不使將領生疑。(2)提了在曾養甫家陳立夫口授的四條(見前文)。11月19日，陳立夫在南京約見潘漢年說，他已攜中共中央復電去過洛陽向蔣介石請示，但蔣介石見復電後仍堅持原提各點，無讓步可能。當談到曾養甫提出合作四條件時，陳竟抵賴說：&ldo;純屬子虛!&rdo;12月10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ldo;至今蔣介石似尚無抗日救亡之決心。……談判顯無速成之望。……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任務，無任何商量餘地。&rdo;同日，蔣召開嫡系的軍事會議，確定第六次圍剿計劃，預定12日上午蔣離西安時公佈，並撤換張學良。中共中央也於是日向張學良通報，國共談判有了波折，&ldo;陳立夫第三次找潘漢年談，紅軍留3萬，要我方讓步。我們根本不同意蔣氏對外妥協、對內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絕其侮辱紅軍之態度。……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之外，靜待談判結果……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rdo;於是，張、楊&ldo;兵諫&rdo;即西安事變不可避免發生了。
在西安事變中，潘根據中央方針，促成宋子文、宋美齡去西安談判。蔣介石扣留張學良後，潘又按中央指示為西北撤軍、釋張、國民黨實踐諾言、紅軍給養、防地、改編、釋放政治犯等，配合中共中央代表團同宋子文、陳立夫多次交涉。在整個談判過程中，潘漢年同志堅定地執行了中央方針，維護了黨和紅軍利益，對第二次國共合作，作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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