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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作人的默無聲息的沉思中，不也迸放著這種苦澀的預言麼?讀他的文章，便想起寺廟中的僧侶，悠然平和之中，何嘗沒有大悲苦於斯?不過是沒有跳入塵世，與俗界周旋而已。入世苦，逃世也苦，這是人生的無奈。我覺得周作人對人生幸福的懷疑，其程度並不亞於魯迅。1923年7月，他與哥哥分手後，曾寫過《尋路的人》一文，讀起來，便很有難言的苦澀：
我是尋路的人。我日日走著路尋路，終於還未知道這路的方向。
現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掙扎著正是自然之路，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過我們單獨意識著罷了。
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扎著往那裡去，也便是到那裡以前不得不掙扎著。
但說起來去掙扎著，實際上並不敢像魯迅那樣決然地前行著。所以文字中有時又不免多一點遁世的逍遙。《雨天的書》的自序雲：
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因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傾盆的下，只是蜘蛛絲似的一縷縷的灑下來。雨雖然細得望去都看不見，天色卻非常陰沉，使人十分氣悶。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裡，靠玻璃窗，烘著白炭火缽，喝清茶，同友人談閒話，那是頗愉快的事。不過這些空想當然沒有實現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覺得陰沉。想要做點正經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出了氣的燒酒，一點味道都沒有，只好隨便寫一兩行，並無別的意思，聊以對付這雨天的氣悶光陰罷了。
周作人的語言看似平淡，但畢竟還可品出其中隱含的無奈與自娛。那時候他已與魯迅分手幾個月了，內心的創傷，也不必言說。家事國事繫於一身，除了無奈中的自娛，似乎並無更好的選擇。這是真正的大悲哀。但我以為他的寫作狀態，毫無俗態，至少那種不漫不躁的境界，倘不是高雅的修煉，殊難做到。所以，我很佩服他的這種狀態，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淺薄的人做這種文章，易流於俗，而他確是達到了一種境界。把苦澀的變成甜意，將陰鬱轉變為明快，不是高人，很難為之。明代文人的小品，有一種這樣的調子，但決無周作人那樣沖淡。這是隻有在西方文明與東方文化中沐浴數十年才會有的大境界。這恰好和魯迅的風骨相互映照，聳立著兩座奇異的峰巒。現代文人直面苦難時，都會遇到這兩人的難題。他們無意之間，為後人應付人生困境，留下了兩道無法超越的精神正規化。
1920年底到1921年9月，周作人大病一場，這對他的精神，是一個不小的打擊。病中的人，往往在與塵世稍隔的一瞬，悟到一些什麼，想起一些什麼。像他這樣一種內向、敏感而又多學識的人，在那10個月的苦寂中，所獲所得，是超過常人的。我翻看他在西山養病時寫的小品，很驚異於他的大徹後的清雅肅寂，那是怎樣哀憐隱痛的人間情懷。以往厲言正色的論述一時隱去了，樂觀的理性勾勒也無跡可尋。在他那兒，猛然間冒出那麼多感傷而冷靜的詠嘆，彷彿一時間得到了仙風道骨，談吐之間，多佛道之氣。我似乎一下子看到了他精神的原色，《山中雜信》如同天上來文，清悠悠的文體裡，散著妙理奇言。此前人們還沒有看到他寫過這樣沖淡的文字，既無理趣的演義，又不是無邊際的歌吟，那是從骨子裡流出的人間真言，迷茫與感傷，哀嘆與悲憐，均於此間散發著，流動著。
這很類似於魯迅在補樹書屋那裡抄古碑文的心境。雖無魯迅那樣黯然的絕望，但悲觀的程度，是不差上下的。有趣的是，住院和休養的半年多時間裡，他大量地讀起佛經，對釋氏的興趣忽地增長起來。查魯迅日記，有下述記載：
&ldo;午後往山本醫院視二弟，取回《佛本行經》二本。&rdo;(1921年4月2日)
&ldo;午後往山本醫院視二弟，帶回《出曜經》一部六本。&r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