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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畢竟是偉大的，他受了種種的誣衊委屈，搬出了八道灣住宅，又生了一場病，而對於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記上卻一字不提。這是我在他死後數個月，為的要趕撰年譜，翻閱他的日記才知道的。[8]
周作人對許壽裳的解釋，頗為不滿。談及與魯迅的決裂，他說：&ldo;這回講到1923年與魯迅失和的事件，因為要說明我不辯解的態度，便想到那篇東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論，所以拿來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襯的廢話本來是多餘的;我所要的其實只是最末後的一節罷了。關於那個事件，我一向沒有公開說過，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在我日記上七月十七日項下，用剪刀剪去了原來所寫的字，大概十個左右，八月二日記移住磚塔衚衕，次年六月十一日的衝突，也只簡單的記著衝突，並說徐張二君來，一總都不過十個字。‐‐這裡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北大教授，並不是什麼&l;外賓&r;，如許季茀所說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件事的內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l;老實&r;，但也何至於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rdo;[9]不辯解，是高明人的做法，這裡有人間最深切的無可奈何之感。人之最大悲哀，在於有苦而不可言告，周氏兄弟對此的感悟，是異常悲涼的，這對雙方都是巨大的打擊。先前的一切友愛、溫暖、親情，在瞬間變成了粉末。遙想當年，兩人手足之愛，同遊東瀛，共譯洋文，後輾轉京城，於&ldo;五四&rdo;風潮中並肩吶喊，其情其景，歷歷在目。而今卻各自東西，目不相視，形同路人，確是人間的大悲苦。後人曾以種種目光，來揣摩二人分手的因由，其實多以神秘的哀嘆而告終。或許，未來的學人於此中可演繹出許多故事，但那也只是吊吊世人獵奇心的胃口，要深味其中苦情，是大難的。我無意在此多費筆墨，亦不想斷定二人是非。在人生苦海的面前，世俗的價值與理性是無力的。我於兄弟間由摯意到分手的故事，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脆弱和生命的殘酷。&ldo;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rdo;，周作人說得極好。在這樣的人間裡，人生的夢語、幻象都復歸於一種虛空與寂滅。人是最無法解釋自己的動物。當我們對己身與客體存在無法斷言的時候，沉默，或許是最好的表達罷，此外，還會有什麼呢?
魯迅與周作人分手後，兩人均給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態度很明朗，站在了魯迅一邊。從後來魯迅與三弟間的密切關係看，周作人在他們之間處於一種尷尬的地位。周建人理解魯迅，恐怕也是對羽太信子有看法，或與大哥意見一致，這是肯定的。細說起來，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經濟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來，大家族親人間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時不太節儉，花銷頗高，搞得經濟上頗為緊張。周建人後來回憶說：
這倒並不是因為周作人不願意，而是為了家庭日常開支弄得十分心煩。魯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還有稿費、講課費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這比當年一般職員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虧空，嚷錢不夠用。我在北京找不到職業，在家譯著有關生物學方面的文章，投寄上海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東方雜誌》和《婦女雜誌》，從編輯章錫琛的通訊往來中，知道他們缺人，所以在八道灣只住了一年八個月，於1921年9月初到上海商務印書館謀生了，免得好像在家裡吃白食。
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家，到北京後，就由周作人之妻當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卻真是個例外。她並非出身富家，可是氣派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拓及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採購的男僕數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僕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