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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去衡量，並由此還原為相等的。與此同時，中國的商鞅、孔子、荀子和孟子也提出自己的經濟學思想，就今天來看，《管子》一書影響甚大。《管子》託名管仲所作，是一部戰國時期的論文集，但它的作者大多出自法家。法家的人性自私的觀點在這裡體現明顯，《管子&；#8226；禁藏》裡說：商人做生意，加速不息地趕路，夜以繼日，千里迢迢卻不以為遠，是因為利益在前；漁人下海，海深萬仞隨波逐流逆水而進，冒險航行到百里之遠的深海，晝夜漂泊在波浪之中，是因為利益在海水之中。所以利益所在的地方，即使是千仞的高山之上，沒有不能上去的；即使是萬丈的深淵之下，沒有不能下去的。（見中國哲學的百家爭鳴春秋戰國）《管子》的道德的經濟決定論實際上也是一種義利論。這種義利論將利放在第一性的地位．肯定先有利後有義。但從中國古代經濟學史和古代西方經濟學史來看，主要注重農業、強調政府的作用，對商品經濟缺乏認識。這是當時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由於商品經濟不發達所導致。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
第一個對商品經濟作出描述的是重商主義者。他們正好處在大航海時代，重商主義者認為財富是貨幣即金銀，因而在他們看來，衡量一個國家富裕和發展程度的標準是看它擁有的貨幣量，而推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就是積累貨幣。他們認為，只有真正實現為貨幣的東西，才是財富，所以他們只是在剩餘產品能實現為貨幣的限度內才認為擴大再生產會造成國民財富的增長。在一國範圍內，除了開採貴金屬礦以外，生產的擴大，剩餘產品的增加，並不能帶來貨幣即金銀。因此，他們認為，國民財富增長的唯一途徑就是開展對外貿易，即把本國的剩餘產品賣給別國以換回貨幣，或者透過轉口貿易以賺取貨幣形態的利潤。這樣，財富的源泉就被歸結為流通領域。早期重商主義要求少支出貨幣而多在國內積累貨幣，這裡貨幣被看作寶藏，因而被稱為“重金主義”或“貨幣主義”。恩格斯形容說“：各國就像守財奴一樣，雙手捂住心愛的錢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眼光打量著自己的鄰居。”晚期重商主義主張加強貨幣運動，促使貨幣週轉以帶回更多的貨幣。這裡貨幣就不僅是寶藏，而已經被看作是可以使貨幣增殖的資本了。所以，晚期重商主義才是與商業資本的思想體系最相適應的。晚期重商主義為了擴大出口，採取保護關稅、壓低工資等辦法，發展工場手工業，也被稱為“重工主義”。
另外一個是重農學派，其代表人物法國人魁奈認為，只有農業這個以人和自然之間的交換為前提的生產部門，才存在“財富的增加”。他說“：只有花在土地上的勞動，其生產的產品價值超過支出，才創造財富和每年的收入。”他認為，工業的產品只能抵償其自身的生產費用，而沒有財富的增加。魁奈的純產品概念，正是依據只有農業生產才存在“財富的增加”這個基本觀點而提出來的。“純產品”是指農業部門生產出來的財富，超過在生產過程中消耗財富的餘額。魁奈把“純產品”定義為“：從土地取得的盈利扣除了一切支出以後，所餘的產品就是構成國家收入的每年創造的財富。”實際上“，純產品”是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超過生產中耗費的價值的餘額。 魁奈認為“，純產品”並不是產生在一般的農業中，而是產生在租地農場主僱傭工人進行大規模經營的農業中。這種農業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但土地耕種者所得的工資，卻只相當於維持他們生存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格。可見，農業中出現的價值的餘額，即“純產品”不過是農業工人為農業資本家所創造的剩餘價值。所以，“純產品”學說實際就是他們的剩餘價值學說。“純產品”為什麼只在農業中產生而不在工業中產生呢？重農學派認為，這是由於農業生產中有自然力首先是土地參加工作，而且不要求任何報償；而工業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