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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兩次訪梅，均有文記載其事。在1961年梅先生逝世和逝世週年紀念時，也都寫了紀念文章。為同一個人寫了4篇，這在爸爸的文字生涯中是很難得的事。
弟子胡治均
胡治均先生是浙江鎮海人，出生於1921年。因家境貧寒，只讀到小學五年級就來上海&ldo;學生意&rdo;(即當學徒)。他在讀小學時就看到我爸爸的《護生畫集》，深受感動。後來又讀了《子愷漫畫》、《緣緣堂隨筆》等書，成了忠實讀者和私淑弟子。他一直盼望能見到慕名已久的作者。
1947年春，他在上海覺林素菜館對著牆上掛的爸爸的畫看得出神，一位素不相識的覺林職工拍拍他的肩膀和他聊了起來。知道他熱愛豐畫，表示願意引薦去見作者本人。不久，爸爸帶著我從杭州來上海，那位職工和爸爸約定了時間，便讓胡先生到我們下榻的振華旅館見面。爸爸十分熱情地接待他，並約他以後到上海時每次都來振華旅館相會。
就在這一年冬天，胡先生寫信到杭州，請求爸爸收他為弟子。12月12日他收到爸爸覆信，大意說：
仁弟讀書不多，為人忠厚，而好文愛學，頗有慧根。僕忝長一日，願為師弟之交。
爸爸還託開明書店、萬葉書店寄給他好幾本自己的著作，還送他一幅四尺中堂《雙松圖》，題的是&ldo;門前雙松，終歲青蔥，不識衰榮。&rdo;跋曰：
此畫作於重慶，因愛雙松之姿，收為緣緣堂自藏，今贈與新相知治均仁弟作永念。
可惜此大畫及接受他拜師的信均毀於&ldo;文革&rdo;，令胡先生十分痛心。
胡先生認識了我爸爸後，曾提出要學畫，爸爸卻回答他說：&ldo;學畫要有天才，當上畫家能有幾人，想要用畫畫掙飯吃，更不容易。&rdo;又說：&ldo;只要人品正，行為正，不會作詩亦有詩，不會作畫亦有美。&rdo;
胡先生出於愛好，便私下偷偷臨摹。
1948年爸爸帶我和寶姐一起來上海，胡先生請我們到他那簡陋的三層閣家裡去吃飯。我們登上一節扶梯，轉彎處總有一隻煤球爐子。我們十分艱難地從一個個爐子旁經過，才進入他家狹小的三層閣內。
爸爸應約寄給報刊的畫，都關照用畢退回原稿，把原搞送給胡先生。如此積累下來，有300幅之多。胡先生原是上海供電局的幹部，只因在&ldo;反右&rdo;時差點被劃成&ldo;右派&rdo;，便降職擔任抄火表的工作。&ldo;文革&rdo;中自然躲不過批鬥抄家，300幅畫絕大部分都損失了。1969年春，他的&ldo;問題&rdo;審查結束，便來看望尚未&ldo;解放&rdo;的爸爸。他失聲痛哭地訴說畫幅受損失的事。爸爸安慰他說：
&ldo;不要難過。這樣的大劫大難，誰有本事逃得過!只要人不死，就是大幸。……老舍被他們逼死了，你聽說嗎?死了就完了!我們不能去死。我不死，還有手，我會給你再畫的。&rdo;
從此，每次胡先生來，爸爸總有畫送給他，從不間斷。畫越積越多。到1971年秋，爸爸題&ldo;敝帚自珍&rdo;文字一頁，作為這一批畫的總稱。其中有語曰：
……交愛我者藏之。今生畫緣盡於此矣。
《敝帚自珍》共畫4套。3套都是給家屬，一套給弟子胡治均。
爸爸去世後，1981年7月1日，胡先生為祝賀黨誕生60週年，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他自己所作《獻壽圖》一幅，儼然是豐畫的風格。
1982年我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約寫《豐子愷傳》(次年2月出版)。為了集思廣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