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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平和29軍官兵
日本侵略軍佔領東北以後，逐步向華北蠶食鯨吞，政治事件、軍事衝突不斷髮生。1935年殷汝耕在通縣成立了偽“冀共防共自治政府”，日軍在通縣駐有重兵，就在肘腋之下，給防守在平津地區的第29軍以較大的威脅。當時，居住在北平的達官貴人、富商大賈，一個個地陸續南遷；有些工廠、商店被迫停業或減員，失業者越來越多。大街上，衚衕口，電杆上，到處貼了一些“吉房招租”的紅條子。日本浪人和朝鮮浪人趁機強行租房，搬進去以後，不是賣大煙就是招眾聚賭，不但不付房租，晝夜還不許關門，房東們都叫苦不迭。
在北平的日本駐屯軍，經常製造事端，為進一步侵華製造藉口。他們派出便衣特務，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北平市公安局門口大便，到北平警備司令部門口打鳥。兩機關的警衛人員和過路群眾，人人怒目而視，義憤填膺。但是南京政府一再強調要睦鄰友好，忍辱退讓，大家只好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
從1936年夏季開始，日軍就在北平城郊搞軍事演習。他們的步、騎、炮、工、通以及坦克、裝甲兵等各兵種，從通縣出發，要經過北平市向演習地點開進。日軍穿城而過，耀武揚威，不可一世，市民對此無不憤慨至極。一個主權國家竟容忍日本侵略軍的鐵蹄對這個文化古城的踐踏，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
1937年5月以後，北平附近的日軍頻繁調動，跡象越來越明顯地表明，日軍要搞軍事行動，社會輿論也呼籲北方當局要做好應變準備。當時我在冀察綏靖公署軍務處當中尉科員，冀察綏署是冀察兩省和平津兩市的最高軍事機關，幹部來自第29軍和東北軍兩部分。當時大家一上班就議論抗日問題，許多人認識到日本早有亡我之心，對日本人侵略罪行憤慨萬分，並表示決不當亡國奴！
我是河北省鹽山縣人，距第29軍軍長宋哲元故鄉（山東樂陵縣）只有三十多華里。第29軍軍部裡有許多我的同鄉，有時我到南苑軍部去看望他們，每次都遇到他們在議論中日戰爭的前途。青年軍官們絕大部分都是速勝論者，他們說：“日本的常備軍只有幾十萬，我國的軍隊有兩百多萬，儘管他們的軍隊素質好，裝備好，但作戰經驗不夠。我國的軍隊在內戰中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又是在國內打仗，天時、地利、人和，皆對我軍有利。日軍勞師遠侵，補給困難，語言不通，情報不靈，困難重重，用不了一兩年時間就會被拖垮。他們還談道：中國這麼大，把日本全部軍隊都擺到中國來，一個縣能有幾個日軍？日軍佔領的地方越多，他們背的包袱就越重，遲早會被收拾掉。聽到這些議論，我也覺得有道理，認為中日戰爭遲早要打起來，早打比晚打強。
冀察綏靖公署是1936年2月成立的，第29軍軍長宋哲元兼任主任，他平時很少到綏署辦公，日常行政工作委託給總參議石敬亭和參謀長傅佔魁主持。盧溝橋事變前，宋哲元到綏署召集全體幹部講了兩次話。宋講話的目的是表明態度，安定人心。他說，最近一個時期，日軍一再鬧事，時局顯得緊張，我希望大家沉住氣。日本在華北的駐屯軍共有多少人，咱們清清楚楚，日軍就是那麼幾千人，今天往這裡調動，明天往那裡移防，都是虛張聲勢，製造假象來迷惑我們。我天天派人監視著他們，不管往哪裡調動，還都是原來那幾千人。宋哲元說，聽說大家受不了日軍的窩囊氣，急於要打，這種心情我理解。關於打不打的問題，要有中央的指示，中央沒有明確指示，我們一個軍打起來，中央不接濟我們，怎麼辦？如果是那樣，我們在前面打，後面斷了供應，我們這個軍將處於危險境地，大家考慮過這些問題沒有？宋哲元還說，打起仗來，我們這個軍毫不含糊，日軍有飛機、坦克，我們有大刀，在喜峰口等地我們是較量過的，兩軍殺到一塊去，飛機、坦克就不如大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