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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之類六合之外的神格就必然只是外在形式。墨子雖明鬼，但只是為了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並不重視祭鬼的禮儀形式。
真正信鬼的人是十分重視如何和鬼溝通的方式、手段、途徑和工具的。因此，對信鬼的人來說，祭鬼的禮儀形式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只有透過這些形式，才能表明鬼的存在及鬼對人事影響的存在。諸如各種巫師，他們正是透過巫術，表明了他們能和鬼溝通，因而能瞭解鬼意，傳達鬼意。墨子不管這些，說明在他的思想深處，對具體論證鬼的存在沒有興趣，他強調明鬼，只是想給自己的論說增加一種威懾力量。《墨子。公孟》篇記載的墨子的一件事也很可說明問題，&ldo;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rdo;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嘗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l;子墨子曰：&ldo;雖使我有病，何速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r;&rdo;墨子用實際經驗事實來解釋真實病因，而否定神、鬼能為人禍福，罰不善以病。在《墨子。明鬼下》篇說得更妙，如果真沒有鬼神，這也好，可使鄉裡大眾藉此聚餐吃一頓，親善彼此的關係和感情，&ldo;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合聚眾，取親於鄉裡&rdo;。在這裡，已沒有什麼敬鬼、祭神的虔誠了。
墨子的天志也很少超自然的神秘色彩。墨子是將自己的兼愛、非攻、利天下的社會思想、政治主張變成一種普遍的社會法則;成為可規範每個人的思想、行為的天下之法度。也就是說，墨子的思想變成了一種天志。&ldo;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rdo; &ldo;子墨子言曰：&rdo;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l;何以知之?曰：&ldo;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r;&rdo; 這種天志&ldo;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rdo;。所以，墨子的天志是一種社會言行的儀法，而不是一種神格的主宰。
以上的分析、論述明顯地說明瞭，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已很少宗教迷信色彩，而且有一種以人事、人利為基本內容的義理情調。墨子在回答禽子問&ldo;天與地孰仁&rdo;時，說：&ldo;翟以地為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之側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黿鼉黽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仁。&rdo;這段佚文可佐證墨子天志、明鬼思想中所內含的理性內容。侯外廬等曾對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作為一種形式手段下過一個比較中肯的斷語：&ldo;是的，墨子的明鬼是一落後的思想傳統，尤其是他為了明鬼之有無，引經據典，強辯甚多。然在古代，爭取鬼神，誰知道不是一種鬥爭呢!&rdo; 把天祭鬼原是貴族的專利，庶民無姓，當然不能把天祭鬼。墨子將天、鬼大眾化了。天是萬民可順、應順之天，鬼也應是大家可祭之鬼。墨子的天、鬼對百姓來講，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天、鬼;對貴族統治者來說，則是一種懲警的工具。由此看來，從貴族統治階級恫嚇、威脅萬民的天鬼，在墨子手裡變成了一種百姓約束貴族統治者的重要手段。這個轉換確實表明了，墨子不僅將宗教之天、鬼變成了義理之天、鬼，而且將貴族之天、鬼變成了大眾之天、鬼。這樣，天、鬼在墨子手裡成為代表農工庶民利益，對抗貴族的鬥爭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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